现代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是国家对社会产品集中性的分配，是国家用来调节经济的强有力的手段和物质力量。①从晚清至民国，频繁的内外战争使军事财政在国家整体财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军事支出不仅明显占据国家财政的绝大部分，还影响收支政策和财政制度的变革。至抗战时期更是“一切为了抗战”，国民政府为了调动资源进行抗战，曾改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系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框架和经费支持下尚能勉强维持，但战争形势和国共关系变化使得中共及其军队在地方寻求独立的财政基础并逐渐形成自成一体的财政政策。 目前学界已整编出丰富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②，亦有相当论著讨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方面的经济政策、财政措施与粮食物资等问题。③综观目前有关中共抗战军事财政与经济的研究，可举出以下特点：第一，在叙述主体上，多从根据地、边区政府施政建设角度进行整合描述。事实上，军队供给问题的出现与解决均早于根据地、边区政府财政体系的建立，但军队供给以及军事财政问题较少有专门讨论，军队为何从自筹自支转向创建根据地并组建抗日政权以谋求长期生存，其中的曲折性、复杂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第二，从时间段来看，绝大多数史料和论著都集中于1941年后党政军民在相对稳定的相持阶段与反攻阶段所进行的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抗战初期的财政经济往往以“混乱”二字概括，八路军在多方压力下压缩经济需求并与战时多方势力进行经济博弈的过程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而始于抗战初期的军事财政体制探索与建设之重要性亦未体现出来。第三，从区域上看，多以某一特定的根据地为中心，单一视角平面化考察该区域内的农工商经济状况和财经政策之演变，缺乏以动态视角和全面思维论述八路军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根据战略战术需要在军事财经问题上与多方势力互动的研究。 抗战初期，八路军从进入山西到立足华北，在财政经济上面临着哪些困境？如何从混乱的粮饷自筹局面转向区域统一的财政秩序？军队与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具有什么关系？抗战初期军事财政的创建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拟运用相关八路军文献与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整合华北多个根据地的军事与财政问题，以军队为中心，按照时空形势变化与军事财政制度调整两条线索，考察1937-1940年间八路军所面临的军费、粮草筹措等具体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探讨军事财政体系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多方面展现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共同作用于地方财政经济秩序的互动关系。 一、出兵山西与争取援助 红军初到陕北，由主力部队自负筹粮筹款之责，延续长征时期“打土豪”的做法，“苏维埃的财政来源，最大部分应该是夺取敌人资财与对于剥削阶级的没收和征发。因此，红军游击队时，每一战必须注意与敌人及剥削阶级的资财之争夺与征集”④，1935年没收款约8.7万元，占年度总收入的51.79%；1936年的没收款约65.3万元，占总收入的55%；西安事变以后，为推动抗战统一战线，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政策，1937年没收款锐减至2.3万元，仅占全年收入的4.41%。⑤红军筹款改为向地主、富农募集抗日基金，向农民借粮买粮，或者开征土地税与盐税，以维持军政开销，并在整体上实行休养生息和减轻负担的政策。⑥由于陕甘地区受自然环境和经济实力的限制，红军东征西进以拓展生存空间和改变偏处西北一隅的局面，但新拓面积有限，中共财政吃紧，红军必须再次努力向外寻求发展空间。 如果说红军长征的原因之一是陷入国民党制造的消耗战并面临着资源陷阱和生存挑战⑦，那么红军出兵抗日面临着同样并更加严峻的内生制约和外部压力。与长征不同的是，中共与国民党再次达成统一战线，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抗日即要出兵，出兵即需粮草武器。红军时期留下来的经费十分有限，负责八路军及一二九师供给与财政的黄同曾提到，1937年6月红军账目记载所存经费底账仅为23万多元，远不敷抗战需要，八路军野战供给部即带着这少量款项奔赴前线。⑧ 红军主力部队出动，队伍庞大，经费远远不足，向国民党争取军费与物资是抗战爆发初期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首先是就近争取山西资源，在与国民党谈判改编红军事宜时，毛泽东就陕北粮食缺乏情况及红军开拔路线、出动兵力等多次电告红军高级将领，考虑先入晋再北上；并要求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代表尽力争取更多的物资、武器等支持与援助。 1937年8月2日，毛泽东电告叶剑英，由于延安粮食全靠西安运来，各部只备有三天粮，要其即向西安行营交涉，将三原或至少将耀县划归红军，“以便部队南移就食”。⑨次日又告叶“延安即将断炊”。5日，毛与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协商红军是挥师北上经陕北出动还是挥兵东进山西，并认为红军经过陕北出动并以绥德、榆林为后方虽然是有利的，但行军将有大的困难，东出韩城、宜川更为有利。7日，告彭德怀等“太白镇到瓦窑堡一段(即从陕北直接到大同)约八天行程，绝无粮食，如取此途，须立即备粮”。9日，毛致电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和前敌总指挥部：“红军走陕北千余里缺粮，由洛川直到神府均遭旱荒，无法通过，必须走韩城。”10日，交代李雪峰与阎锡山交涉，“决定由韩城渡河经蒲城、孝义、汾县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锡山交涉，一定办到”。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