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6-0084-09 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士兵和军官的民族成分一直是多样化的，以汉族为主，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各地出版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有记载。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一直处于艰苦的作战、转移中，士兵和军官的伤亡率、补给率很高，加上各根据地、苏区、方面军之间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封锁的状态，红军总部缺乏对各部红军即时、连续的来源地、出身、文化程度、民族成分的详细统计，因此，我们对红军部队中究竟有过多少少数民族士兵和军官事实上是不清楚的。本文多方搜寻各地文献史料，希望能从各种蛛丝马迹的记载中，大致统计出几个主要时段红军中少数民族成分占比。 一、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红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从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这七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星火燎原的七年，曾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大小十三块左右的革命根据地和苏区，其中一部分根据地是处在少数民族群众聚居的地方，如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鄂川黔等地。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3月，全国共产党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一个空前发展：据统计，全国的党员人数，在六大时是40000多人，六届二中全会时增加到69000人，1930年3月发展到10万人；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13个军，62000多人。[1]P103 (一)红七军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于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起义的凯歌声中光荣诞生，是一支战斗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队伍。红七军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右江地区战斗了近一年之久。据考证，“初建时，全军辖三个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全军约5000人，其中壮族占半数以上。”[2]P223，224红七军中的壮族士兵主要来自东兰、凤山、恩奉、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右江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有少数民族担任领导工作。据黄美伦、吴德林回忆，邓小平在东兰武篆亲自主办了一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员训练班，并亲自编写教材，登台讲课。“他是四川口音，党训班里的党员多是壮族，好些话听不懂，韦拔群同志就主动出来担任翻译。”[3]P1这段材料也说明，右江的工农民主政府里确有很多干部是壮族。1930年4月，红七军从东兰、凤山出发，经河池、金城江、怀远、宜北、思恩，进入贵州荔波，经苗山到达榕江。这里居住着苗、瑶、水、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红七军认真执行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爱戴，他们热情地款待红军，给红军带路、修路、架桥，有的还自愿参加红军。在各少数民族的帮助下，红七军能顺利而秘密地通过苗山，奔袭榕江，出奇制胜。攻打榕江时，苗山的少数民族还前来助战，送饭、送水、抬担架，护理伤病员。原红七军著名壮族将领韦拔群同志深受广西少数民族人民爱戴。1945年黄一平、雷经天等同志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史》中写道：“在东兰凤山一带，靠近红水河沿岸，杂居有少数民族的瑶民。韦拔群同志在东凤工作，与瑶民的关系很好，过去当地的汉人叫瑶人为‘瑶子’。但韦拔群同志称瑶人为‘瑶友’，瑶人非常的高兴，对韦拔群同志的信仰极高，在韦拔群同志的部队里面，有许多是瑶人，因瑶人的性情剽悍，善于爬山，故在山地作战是最强的。”[4]P24因此，可以肯定，除壮族外，红七军中还有瑶族士兵。由汉族、壮族、瑶族等多民族成分组成的红七军善打硬仗恶仗。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汇合中央红军后，韦拔群率领的二十一师奉命留在右江坚持斗争。红七军到中央苏区后编入彭德怀的三军团。邓小平后来对家人说，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还几次对他说：“红七军能打啊！”[5]P272 (二)红二军团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湘鄂边的红四军(1928年7月成军)是最早以军为建制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红军，湘鄂边世居着土家、苗、白、侗等少数民族，贺龙部队中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如王炳南(白族，大队长，1933年6月被“左”倾路线迫害致死)、钟炳然(白族)、李云清(土家族，团长)、钟慎吾(白族)、贺桂如(土家族，团长)、王湘泉(白族，支队长)、谷德前(白族，游击队长)、谷德桃(白族，游击队长)、龙在前(苗族，团党代表)、向伯胜(土家族，营长)、陈宗瑜(土家族，团长)、徐锡如(土家族，团党代表)、谷中清(白族，营长)、唐占益(土家族，营长)、谷志垄(白族，独立第二旅旅长)等。据当地党史专家考证，“一千余人的武装队伍，其中土家、苗、白、侗等各族出身的指战员占50%以上，营长以上干部14人，已查明的少数民族干部占9人，约占干部总数的64%，就创立红四军的时间(1928年7月)考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支以军为建制以少数民族的人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6]36贺龙、周逸群领导的以鹤峰、桑植、五峰、长阳、石门等县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是我们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于1929年6月。据廖汉生回忆：“到了1929年5、6月间，湘鄂边的红军便正式编成了一团、四团，和一个警卫营。记得当时团营的指挥员是贺桂如、陈宗瑜等同志，一团的党代表是龙在前。人数约有两千以上。”“第四团是由收编的‘神兵’大队扩建的，部队用红布缠头的更多。又因为打仗勇敢，所以群众都把我们叫做‘神兵团’。”[7]P78“神兵团”的士兵和军官基本上都是土家族。后来，湘鄂边的红四军发展到4000余人，3000多支枪；红六军(长阳)有1100余人，400余支枪。[6]P22，371930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四军东进，与洪湖地区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 1933年底，红三军(红二军团)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斗争。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进至黔东印江、沿河交界的沙子坡，开始对当地的农民武装“神兵”(包括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各民族成分)进行收编。1934年5月至11月，红三军创造了黔东苏区。到6、7月间，先后成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五个独立团，共1500余人。据杨秀山回忆，“红军还吸收了部分‘神兵’……先是编为黔东纵队，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后又将这个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8]P8。此外，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还通过《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提出“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9]P22。在红军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穷苦群众积极参加红军。印江苗族人民创作的新民歌表达了一心一意跟随贺龙闹革命的豪情壮志：“男人志气大不同，生死都要跟贺龙。参加红军闹革命，就是死了心也红。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只要打倒旧军阀，为了穷人死也乐。”[9]P47，481934年，仅沿河就有土家、苗、汉族人民800多人参加红军。[10]P64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执行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指出：“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这就要求党用最大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密切的将苗族解放与土地革命联络起来，组织苗族红军写苗族苏维埃共和国。”[4]P213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全军人数约XX余人，此中包括着新的成分增加。在咸丰来利游击的过程当中新参加红军约千人，在黔东增加新的成分约千余人，可是这千余人还是不巩固的。”[4]P228，229这二三千人的新兵中相当一部分是土家族和苗族，尤其是黔东独立师以土家族士兵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