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源地、诞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至1933年春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中央苏区的十二年中，除三次短时间迁离外，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均驻地上海，影响深远。学界对于中共中央的驻地问题已有不少的研究，①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功过得失等诸端。所以，有关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的动因尚有一定的探讨空间。为此，笔者在充分利用苏联解密档案、国内档案汇编等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的动因、其间三次迁离及最终迁往中央苏区的来龙去脉等重要问题做深入的解读与阐释。 一、“地利”：上海具备适宜革命成长的土壤 开埠以前，上海在中国各城市排名中仅位居第12位，人口20万上下，及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跃居世界第6位、中国首位，人口激增至200万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第一大都市。②上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陆交通及特殊的政治地缘环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精英名流乃至普通民众前来旅行、经商和谋职。是故，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中共中央进而长期驻地于此，皆与上海具备适宜革命成长的土壤关系紧密。 第一，上海集经济、文化、信息、交通中心为一身，对外交流甚为便利。上海开埠后入关条件十分简便，世界各地的人士得以纷至沓来。老上海市民胡祥翰在《上海小志》中的描述颇有意味，称：“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米中藏世界。虹口如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多闽人洋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市民、外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③1917年来华并接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笔的J.B.鲍威尔称：上海作为“开放的城市”，外国人进出“无须护照和签证”。④据统计，从1865-1936年，上海对外贸易占全国份额的45%～65%。⑤随着外国投资与外来人员的日益增加，多元化的西方文化在上海落地生根，上海成为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重要窗口。 上海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传播重镇，各式新闻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广播电台、报社、通讯社数量在全国高居榜首。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外侨在上海相继设立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学校教堂、广场公园等现代化机构或公共空间，开风气之先，使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思潮在上海得到最快的传播。在1912-1926年间，上海出版的书籍占全国份额的70%，在国内显赫之地位可见一斑。⑥ 同时，上海拥有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至30年代，上海已与世界上80多个国家开通了直接航路，上海与国内重要城市也建立了水陆交通联系，交通条件之便利自不待言。⑦对此，共产国际代表利金在1922年5月考察上海后提道：上海作为“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同日本、朝鲜、伊尔库茨克以及中国地区性组织“都有联系”。⑧ 第二，上海有大批新式工业落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起源地和集聚地。开埠后，英、法、美、意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对在上海投资设厂的热情日见高涨，及至1913年，上海共吸纳外企资本总额6346万元，与1894年相比增长了5.5倍，年均增长率为10.34%。⑨同时，中国民族工业在上海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批洋务企业纷纷投入生产。⑩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利用各资本主义工业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发展明显提速。据不完全统计，1903-1908年，平均每年有41.3家企业注册成立，1916-1918年，平均每年有120家企业注册成立，1913-1920年，民族资本年均增长率高达10.54%。(11) 重要的是，大批新式近代工业孕育催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据《新青年》称，至1920年全国已有工人194.6万人，上海占四分之一强，近51.38万人。(12)其中上海新式产业工人的比重尤为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一份文件中曾提及：“上海处于全国最重要地位，工人至少四五十万，就是新式产业工人，也有二三十万。”(13)诚如贺金浦所言，上海无产阶级兼具产业工人比重大、集中程度高、与先进生产力结合、颇具组织纪律性等显著特点。(14)至30年代，工人群体及其家属甚至跃居上海主要市民群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重要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对此，C.A.达林认为：上海工人“构成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基本核心”。(15) 第三，上海有着全国最为特殊的政治地缘环境。上海辖区内租界与华界各行其是，执行截然不同的政治与法律体系。尤其是小刀会起义后，为躲避战祸，大批华人蜂拥至租界，“华洋杂居”成为上海租界的一大特点。在1921年前后，上海存在着三个主权不同、管理机构相异、法律体系有别的地块，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华界又细分为南市、闸北两大区域，形成了沪上特有的“三治四界”格局。 各类职业人群均可在租界内自由穿梭，且免受清查户口之虞，租界成为革命者安身的首选地区，尤以法租界为最。C.A.达林指出：中国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喜欢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特别是“在法租界住有国民党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关也隐蔽在上海”。(16)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张国焘感叹道：“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17)所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直设在上海的法租界”，(18)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全代会有一半是在上海召开的。熊月之认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法租界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优势极为明显，不但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方便齐备，而且安全度比较高，具有明显的缝隙效应。(19)此外，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约生活着5000名避难而来的俄国侨民，且为数较多的侨民居住于法租界，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及较好的掩护。如维经斯基就一度寄居于法租界一俄侨富商家里，“在上海已获得白俄的掩护”。(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