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刚经》梵汉对勘看玄奘的翻译语法观念

      翻译语法观念，指译者在进行从源头语到目的语的语码转换时在译本语言中所体现的译者语法意识和语法观念。“语法意识不强，可能导致译文不符合目的语行文习惯，没有遵循目的语语法规范，也可能出现主语选择不当，或主谓搭配不当，或句法错误等问题。因此，语法意识作为影响译文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译者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张西凤2016：43）。

      翻译语法意识与观念不等同于母语者的语感，而是译者在语言类型对比基础上娴熟运用语法手段来完成翻译的能力。语法意识作为译者语言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译者在语言学习与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理论自觉，在翻译中的意义不容忽视。胡开宝（2015：216）指出，“翻译共性与技巧最终要体现于译者对原文文体和语言的把握，以及译文语言特征的具体表现”。

      玄奘译经作为古代翻译语言，有其特殊的性质，它既不是纯粹的汉语，也不是纯粹的书面语或某种方言。对于佛经翻译而言，源头语言是印欧语系的梵语和犍陀罗语等古代印度语言，以及古代中亚语言等，其中以梵文佛典数量最大；目的语言是汉藏语系的汉语。两种语言存在巨大的类型差异。玄奘译经的研究应当结合梵语原典来进行，也就是必须在梵汉对勘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找出玄奘译文中与梵文原典平行文本有对应关系的词汇、语义和语法成分，厘清玄奘译经中主要语法现象的梵汉对应关系，才能真正了解玄奘的语法观念？

      目前关于玄奘译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玄奘本人生平和译经经历的研究、玄奘在翻译史上的贡献、玄奘译论中所体现的译学思想研究、玄奘翻译专著研究等方面（白杨2008a，b；赵欢2015），运用梵汉对勘方法对玄奘译经语言面貌和翻译语言特征进行的研究数量较少，缺少对玄奘翻译语法意识的探寻。柏乐天（1951）、巫白慧（1995）、王继红（2006a，b）等都是此类研究的有益尝试。穆雷、王斌华（2007：31）认为，将梵文“原典与玄奘译本对勘，考察玄奘译经与原典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玄奘译经中由于受原典语言影响所产生的异于中土文献的语言现象，分析玄奘跨越梵汉两种语言类型差异的翻译策略。此类研究极为稀少，应该引起译界的重视与关注”。

      本文使用自建的《金刚经》梵汉平行语料库，包括《金刚经》梵文原典vajracchedikā 与六种同经异译本：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磨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通过同经异译的对比来研究佛经翻译是一种起源较早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六朝时的“合本”就属此类。梁启超（1998：159）非常推崇同经异译研究法：“欲察译学之进步，莫如将同本异译之书为比较的研究”。佛经各种异译本之间的语言差异不能全部作为不同历史时期语言发展的佐证，某些差异极有可能反映的是译者当中某一人的语言风格。通过系统全面的同经异译对比，不但可以找出汉语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而且可以分析总结玄奘译经语言的个性特征，探究玄奘对梵语与汉语语法规则的掌握，提高对源头语与目标语语言差异及是否有意遵循语法规范等的认识。

      2.区分实词与虚词

      梵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有着几千年的传承，一词多义现象非常普遍。多义词是具有几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意义的词，每一个不同概念意义事物的叙述内容可被看作一个义项。对于梵语中多义词词义的辨别及处理，在佛经翻译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玄奘在翻译多义词时，对实词和虚词采取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是在译者语法意识驱动下的行为。

      2.1 音译“含多义”类实词

      “在一词多义的情况下，有时即使依靠语境也难以确定源语文本所要表达的是何种单一意义或多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不翻’”（徐丽萍2008：62）。也就是说，如果梵文原典中某一实词，特别是佛教名相术语有多种义项的话，玄奘不会将该词的每个义项都译为一个对应的汉语词语，而是将该词译为一个汉语中原本不存在的音译词。玄奘已经有了义项分析的意识。例如：

      

      【鸠摩罗什】一时，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菩提流支】一时，在舍婆提城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真谛】一时，住舍卫国祗陀树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笈多】一时，游行胜林中无亲搏施与园中，大比丘众共半三十比丘百。

      【玄奘】一时，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义净】一时，在名称大城战胜林施孤独园，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及大菩萨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