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水稻研究界开展了一次与语言文字学密切相关的关于“粳”字读音问题的讨论。水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提出:“‘粳’字的正确读音应为gěng,而不是jīng。”①“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内的国内水稻界186名专家,联名要求《新华字典》将现行‘粳’(jīng)字读音修订为gěng。”②这些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新浪、搜狐、腾讯等知名网站迅速转载了相关新闻,《光明日报》等媒体迅速跟进,进行更深入的报道,引起了更加热烈的讨论,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个“粳”字的读音,有那么多水稻专家呼吁为其正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粳”字到底该读什么?语言学界应该给予回答。 王洪君等(2016)从“粳”的字音史、“粳”字义及所指事物在南北方言中的通行度和字义显豁度等方面,论证了“粳”字当读为gēng。③笔者对此论证深表膺服,但其文尚有值得进一步补充之处。王先生已经谈到的,本文从略。 新中国关于普通话异读词的审音,第一次成果集中表现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63),对“粳”的审定结果是:粳米,jīng mǐ。作为现行国家规范标准的第二次审音成果《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继承了第一次审音的结论:粳jīng(统读)。2011年开始的第三次审音,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2016),新审定结果为:粳gēng(统读)。④ 我们调查了一批现代广泛使用的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华新韵》等,均遵循《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注为jīng音;只有《辞海》(2009)在jīng音后专门注明有gēng音一读⑤。民国时期的《国音常用字汇》(1932)两音并收,分别标注为gēng(读音)、jing(语音)⑥,《校改国音字典》(1921)只有gēng音。 “粳”字在中古的字书、韵书中多有收录。查勘其历史读音,所注切语除了反切上下字或有不同外,其读音是一致的。如《玉篇·米部》作“古衡切”,《慧琳音义》作“耿坑反、古衡反、革衡反、革坑反、梗衡反、革
反、迦
反、绠衡反、耿衡反、格
反、革行反”⑦,《说文·禾部》徐铉音“古行切”,《广韵·庚韵》作“古行反”,《集韵·庚韵》作“居行切”,《四声篇海·米部》作“柯彭切”等。上述各条反切的上字“耿、古、革、梗、迦、绠、格、柯”等字都属中古见母,反切下字“坑、衡、彭、行、
”等字都属平声庚韵,依据邵荣芬(1982)的拟音,当为
。 中古以后,汉语字音发生了巨大变化。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第一部全面记录近代共同语字音的文献,在其记录的当时的共同语字音中,中古喉牙开口二等字的韵母都读成了细音韵母ing,其中“粳”字就已读成
了(杨耐思,1981)。再往后,声母也由g类音变成了j类音。上举众多字书审定为jīng音是有历史依据的。因此,《新华字典》的修订本,如第11版(2016),也没有接受水稻专家的意见,仍然注为jīng。 然而,主张“粳”字应读
音者,除了上述专家的意见外,《辞海》《国音常用字汇》等也直接标出又音gēng。也就是说,还是有人不完全同意统读为jīng音。 “粳”读jīng还是gěng的争论,实际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字音的历史音变规则的解释问题:二是普通话字音审定的依据问题。 (一)历史音变规则的解释问题 中古开口二等喉牙音字早在元代的《中原音韵》中就已经发生了读作细音韵母的音变。《中原音韵》的全部二等喉牙音字,除了萧豪韵及其他韵的个别字外,韵母基本都产生了-i-介音(或-j-),韵母变成了细音。其中庚青韵里的梗开二喉牙音字、江阳韵里的江开二喉牙音字与三四等韵的字完全合流,无疑已经产生了-i-介音,如庚青韵有“敬三径侄经四镜獍竟兢劲三更二○亘一”对立,这样一来,二三四等字肯定已经读ing韵母。虽然其他各韵里的喉牙音二等韵字保持了与一等或三四等字的对立,如皆来韵阴平有“皆阶喈街偕楷二○该垓荄陔一”对立,这些二等字的韵母有可能还保持独立的主元音。但是,从《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的拼写看,有介音的可能性大,或许其介音还不是纯粹元音性的-i-,有可能像有人转写的-j-。因此,二等开口喉牙音字的细音化在元代就已经形成了。 今天的普通话和多数官话方言,大致也发生了如此变化。因韵母介音的增生,共同语和许多方言慢慢发生了声母擦化,声母由元代的塞音g、k、h变成了塞擦音j、q、x。王力(2004)在谈到北京话(普通话)j、q、x的来源时曾指出:“开口二等舌根音字,本来没有韵头,但是当它们产生了韵头i之后,也就影响声母,使舌根音舌面化……最富于启示性的是梗摄字:行、衡在《广韵》里同音,幸、核上入相配,由于行、幸产生了韵头i,所以声母舌面化;衡、核没有产生韵头i,所以维持原来的舌根音,念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