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位义位变体”互逆解释框架　　

      一 背景、问题及本文思路

      新词新义，是词典修订动态跟踪并处理的词汇词义系统更新现象，也是语言工作者关注“活语言”向“死语言”沉淀的话题。汉语界新词新义研究从吕叔湘（1984）的倡导，到李行健（2002）再倡导以及近年《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对新词新义的处理（江蓝生，2013），加上词汇化、汉语史、语言接触、话语标记等研究中与新词新义有关联度的分析片段，叠加累积了丰富的文献。其中，注重解释新词新义生成动因机制的研究（如：张博，1999；刘大为，2004；张谊生，2010；陈昌来、雍茜，2011；李运富，2013a/b；施春宏，2013；储泽祥，2014；张言军，2015；张先亮、李妙文，2106），或擅于个案考察，或敏于分类处理，均注重揭示规则且有解释力。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问题。

      个案研究对目标词（语）的解释力较难复制为系统性解释；分类研究避免了就事论事的繁杂以及解释不同对象时可能的规则重复，但不同研究主体基于不同观察点的分类处理，难免解释的交叉，因而也难免规则交叉。

      新词新义与修辞问题关联度极高，只不过关联度有的较明显，有的较隐蔽。后者如李运富（2013a/b）精论佛教词汇“俗解异构”和汉语成语“异解另构”，似可解释为修辞“别解”（谭永祥，1983）撬动的源词（语）结构变异。我们也曾分析特定语用环境中有些“正解”不支持目标词（语）“借壳”承载的未知信息传递，反倒是“别解”对正解的修辞化偏离阻断了正解的干扰，才可能完成信息的有效传递。（谭学纯，2010）

      包括“别解”（似涵盖“俗解”“异解”）在内的修辞形式，在词汇层面有修辞用法的词汇化沉淀和词汇现象的修辞化变异之别。表面上看，动态语用环境中的新词新义逐渐沉淀而被静态的词汇词义系统接纳，是“修辞化→词汇化”的单向度渐变；实际上，这里存在反向的隐蔽能量——静态的词汇词义系统局部产生修辞化变异也可能孕育新词新义，而这是相反走向的“词汇化→修辞化”渐变。两种渐变是双向建构并转换的开放系统驱动“修辞化→词汇化”互转。问题是，有无可能描述这种互转的轨迹？有无可能在可控的结构中解释互逆的转换？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构拟“义位义位变体”互逆解释框架，从相反的两条路径解释自然语义修辞化变异和修辞用法词汇化互转。

      以“义位”和“义位变体”互为观察起点和终端的互逆解释框架设计，理据有三：

      其一，静态词义系统中单义词的词义或多义词的义项，都只能在义位观察，义位上的语义识别依托词语在词典释义文本中呈现的已知信息，同时义位也接纳未知信息转化为已知信息的新词义，或者确认新词语的词条身份。因此，词典版本更新多伴随动态的新词新义固定为静态的新义位。但从动态的新词新义到静态的新义位，是渐进的义位化过程，其间往往有一个过渡地带。根据过渡地带新词新义的区别性特征，可以进一步区分“亚义位、自设义位、空义位”（谭学纯，2009、2011、2014）；三者同为“义位变体”（叶南，2009）的下位概念。

      其二，语言界所论“新词新义”，准确地说，包括旧词新义和新词新义两块：旧词新义是同一词条身份的词语形式，词义溢出了该词现有义位，溢出现有义位的固定义，属于亚义位；溢出现有义位的临时义，属于自设义位。新词新义则是从词条身份到词义都经过修辞化重建的“新款”，属于空义位。也就是说，亚义位、自设义位与义位共享能指资源；而空义位缺少现成的能指资源，需要重建能指以及这个能指携带的所指。

      其三，从语义信息传递角度概括词汇现象与修辞现象互转，似可认为一个语言单位负载的已知信息和可能被赋予的未知信息的双向运动在“修辞化一词汇化”连续统中的固定呈现和临时呈现及其转化。“修辞化词汇化”互转，似可依据“义位义位变体（亚义位、自设义位、空义位）”互逆解释框架，设计反向的两条解释路径——

      路径1：以义位为起始参照，观察与解释词语的意义从义位向义位变体的修辞化转换，归纳提取四种模式：1.义位A→义位B；2.义位→亚义位；3.义位→自设义位；4.义位→空义位。（谭学纯，2011、2014）

      路径2：以义位变体为起始参照，观察与解释作为义位变体的修辞用法如何向义位转换而趋于词汇化。

      本文在“义位义位变体”互逆解释框架中侧重路径2的观察与解释，本着减少重复笔者前期相关探讨的原则兼及路径1。两条路径合成互逆的双向审视：一方面观察“义位→义位变体”转换过程中语义信息如何溢出固定义位；另一方面观察“义位变体→义位”转换过程中语义信息如何沉淀而生长出新的固定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