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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5个方面，分别考察了阔端对西藏的经营方略，萨迦班智达的个人禀赋与精心准备，萨班伯侄的行程与活动内容，萨班与阔端的密切互动与凉州会谈，以及凉州会谈多方面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辨析了其中的若干问题。
)，又作扩端、库腾，成吉思汗之孙，元太宗窝阔台次子。1235年蒙古分兵攻宋，阔端领兵攻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收降金巩昌守将汪世显。接着率领西路军克沔州(今陕西略阳)。1236年入川，占领成都。率领东路军的弟弟阔出也在同年3月占领襄阳(今湖北省境内)。其后，阔端以二太子身份镇守河西及秦陇，其分地在西夏故地，建斡耳朵(宫帐、宫殿)于凉州府(今甘肃武威)，受封为西凉王，享封国于西夏故地，管理今甘肃、青海、宁夏、内蒙西部、新疆东南部、陕西等广大地区。于是，经营乌思藏(今西藏)地方无疑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从西部进攻南宋的有效途径。 阔端细致分析了当时西藏地方分裂割据、宗教影响巨大的情况，并确定了经营西藏的方略，即派遣多尔达(藏文又作多达那波)率领一万人军队前往震慑并了解实际情况，巧妙地利用蒙古军队的威名，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藏文史书中提到，受到多尔达军队较大冲击的是噶当派宗教势力和止贡世俗政权，“在蒙古骑兵经藏北草原从当雄沿着乌鲁龙曲河到达旁多时，兵锋已指向拉萨，他首先选择攻打位于旁多东北的热振寺和位于交通要冲的杰拉康寺，以达到震慑各教派僧俗首领的目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同属于噶当派，而且两寺关系密切”。①简而言之，蒙古军队应该是在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发动攻击的，这包括噶当派两寺院热振寺、杰拉康寺500名僧人被杀，而并非因为雾大使噶举派的达隆寺未受攻击，同样止贡官巴(
)也是因为抵抗而遭到逮捕。 学术界有一个说法是由美国学者魏里(或译作怀利，Turrell V.Wylie)在《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一文中提出的，他在否定当时西藏各教派竞相交结蒙古，以便消灭各自政敌说法的同时，认为“事实与此相反，看来宗教首脑们最初倒是讨厌同蒙古人发生什么关系。一个材料说止贡寺住持是首先同蒙古人发生接触的；可是他玩弄了一个花招，劝说蒙古人听信了他的话去延请萨班”。②他所提到的这份材料出自《贤者喜宴》，原文说：“成吉思汗(
，应为窝阔台)59岁的铁鼠年(1240)从凉州阔端那里派出的以多尔达(
)为将军的蒙古军队首次到达吐蕃。……蒙古军在朵思麻(
)、朵甘思(
)、索曲(
)、热振寺(
)等地方见人便杀，给热振寺造成了重大损失。达隆寺(
)被雾罩住，没有看见，杰拉康寺(
)被焚毁，索敦(
)等五百佛教僧人被杀。止贡寺京俄扎巴迥乃(
)降下石雨，故止贡寺未遭损害。但是蒙古人要京俄去当受供喇嘛，京俄扎巴迥乃说：‘有一个适合当你的受供喇嘛的人，住在西面。’鼓动蒙古人去迎请萨迦班智达。一面又鼓动萨迦班智达说：‘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该前去。’这样，在木龙年(1244)将萨迦班智达、他10岁的侄子八思巴和6岁的侄子恰那多吉等三人迎请到止贡寺，献上礼品，资送他们前往。”③魏里文中还引用了《贤者喜宴》另一处观点相近的说法。④ 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这条出自《贤者喜宴》的资料本身的可靠性就存在问题。因为比《贤者喜宴》(1564)时代更早的、属于元明时期的诸多藏文史书，包括《红史》(1363)⑤、《新红史》(1538)⑥、《汉藏史集》(1434)⑦等，以及较晚的《萨迦世系史》(1629)⑧等书，几乎众口一词地宣称阔端邀请前往凉州会谈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而非其他任何人，包括京俄扎巴迥乃。这些著作的作者有萨迦派，也有噶举派，既无区域偏见，也无教派隔阂，所说应为共识。《贤者喜宴》无疑是经典藏文历史名著，其最大特点是保存了众多的珍贵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惟其如此，关于噶举派高僧传记的资料大约是来自该派后学对前辈大德的记述，难免存在回护和美化的内容，应审慎对待。至于该段文字中把窝阔台时期错置成吉思汗时期，止贡京俄扎巴迥乃降下石雨使止贡寺免去兵灾等，都反映了资料提供者的草率和利用者的轻信。特别重要的是，这里刻意漏掉了多尔达逮捕止贡官巴，京俄扎巴迥乃前来营救的史实。其次，根据史实和情理来看，止贡官巴被多尔达下令逮捕，生命危在旦夕，京俄扎巴迥乃被迫出来相救，哪来的心思去玩“小伎俩”和阴谋诡计？直接带兵入藏的多尔达那么容易会轻信？需要止贡京俄在中间转圜？才智超群的萨迦班智达那么容易受骗？这段记载是在美化京俄扎巴迥乃，还是弄巧成拙地贬低他的智慧和能力？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事实上，止贡京俄能够救出止贡官巴的前提条件是交出人口户册、归服蒙古，他自己及该派业已被排除在受邀请者之外。从后来发生的“止贡之变”来看，与蒙古军队发生对抗的止贡派，不仅无法在阔端的西藏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即使想做再度努力挽回颓局，也以失败而告终。⑨第三，元代西藏地方著名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帕木竹巴万户长的大司徒绛曲坚赞的记述，十分有力地否定了《贤者喜宴》收录的上述说法的真实性。他在其所著《朗氏世系史》中写道：“由蒙古多达那波任将军，在北部热振寺杀死500名僧人，使吐蕃全境地动石颤。此后，在热(振)、索(曲)等处设置驿站。当京俄仁波且避往顿塘时，多达那波逮捕了官巴释迦仁钦，并准备杀害。(京俄仁波且)向度母祈祷，天空中降下石雨。多达那波说：‘托因(蒙古人对出家僧人的称呼)，你是个好人。’向京俄仁波且致敬顶礼，释放了官巴。(京俄仁波且)将吐蕃所有木门人家的户数献上，被(蒙古)接纳和照应。(蒙古军)在东面工布(
)地区以上，包括东西洛扎(
)、聂(
)、洛若(
)、甲尔波(
)、门白卓(
)、珞(
)、门(
)，直至泥婆罗(
)边界以内的地区，拆除堡寨。使讲吐蕃语的地区中王法和教法如黎明时太阳升起，这是京俄仁波且对吐蕃地区的大恩德。多达那波来到吐蕃地区的时间，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在位)的时期。”⑩两项比较，两者有同有异，出自《贤者喜宴》的同类资料缺少了止贡官巴被多尔达逮捕，面临被杀的事实，还缺少了止贡京俄交出人口户册归服蒙古的事实，再加上时代错误。绛曲坚赞书中则根本没有提到京俄扎巴迥乃施展“小伎俩”的情节，也没有资送萨班伯侄三人前往凉州的史事，其他的内容则完全相同。我们只能说两者可能是一个资料来源，甚至可以说《贤者喜宴》中所引该条资料时从前者中继承下来的，只是被人为地篡改了。修改资料的人也许是想证明京俄扎巴迥乃比萨班还更早受到阔端的重视，可惜事与愿违，这些资料表明萨迦班智达是大智慧，而止贡京俄的做法是小伎俩。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京俄扎巴迥乃也是一位智者，只是被人篡改了资料并被误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