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教育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实践  

作 者:
黄艾 

作者简介:
黄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原文出处:
全球传媒学刊

内容提要:

访谈围绕“传播学教育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核心议题,针对当下传播学面临的理论挑战和现实困境,深入探讨了在全球史视野和后现代语境下,如何通过综合吸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民间生活体验和日常智慧,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前沿思想的精华,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访谈以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实践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及其包含的跨文化传播教学理念,展示了这一理论在推进传播学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独特的跨文化敏感和批判的主体性方面的指导意义。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8 年 04 期

字号:

      DOI 10.16602/j.gmj.20170037

      一、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

      黄艾:赵老师,您好!我们知道,2013年和2014年您先后获得北美批判传播学组织UDC和国际传播学会ICA的两项大奖①。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国的麦克切斯尼教授,您是传播学界第二位拥有这两个奖的学者,可以说,您的研究同时得到国际批评与主流传播学的承认。您反对中国传播研究中“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简单的二元对立,您自己的研究也力求跳脱于狭隘的割裂中西方的线性史观,能否请您从方法论的角度谈一谈,您是如何建构起整体的、系统化的理论视角的?

      赵月枝:我认为,之所以能构建起一个整体的、系统化的分析框架,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国内教科书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第二,是日常的、民间的、直觉的、人文历史的、联系的和运动的常识;第三,是在西方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综合与批判吸收。

      讨论方法论必然要谈到认识论的问题。我在国内接受教育阶段,初中、高中和大学政治课中都有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知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套理论的历史视野以及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运动的观点,是我最重要的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崛起以来,在意识形态上,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不认为有其他的视角比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更全面、更丰富,更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即便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持有批判态度的人中,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一套认识世界的方法。可惜,现在的初级教育中,思想品德课的内容变得很狭窄、肤浅;在大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也被庸俗化,基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理论体系被抛弃,变成了教条的说法,这不但本身就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对一代人的思想和学术成长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就好像本来是营养丰富的食材,因为厨师没有做好,而上菜的服务员口是心非或态度不热情,使客人反感,从此对这些本来是最好的东西再也不感兴趣,同时,又用一些营养不健全甚至有害的垃圾食品来补充。对我来说,初中阶段的学习已使我形成了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我们很容易批判教科书的内容有教条和简单化的问题,但是,这些基础理论作为学术启蒙是非常重要的。当年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于我而言,仍然保持着鲜活的力量。当然,这可能也与我碰到很有水平的政治课老师有关。我至今还记得几位政治课老师在讲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时的生动场面和这些课程内容是如何吸引我的。有人说政治课的内容要靠死记硬背,但我觉得,这是一套自洽和有机的知识,一旦听懂了,理解了,掌握了,就变成自己的了,不需要去死记硬背。

      第二个因素,以前没有多想,现在回想起来,中国传统思想和来自民间的直觉对我的学术思想和思维方法的形成也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甚至把这点放在西方的学术训练之上。在我们常说的儒释道这三家中,可能道家的思想对我影响最大。我的老家浙江缙云在历史上就是道教圣地,我出生和长大的农家院子就叫“道坛”。道家思想中富有辩证的阴阳关系和主客关系以及联系的、运动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同时,我也深受佛家的思想影响。我的家庭中,我的奶奶从小吃素念佛,有一位姑奶奶早就看破红尘,做了尼姑,村里有祖上为她建的尼姑庵。我小时候,每年大年初一都去这位姑奶奶那里拜年。我不敢说我懂多少博大精深的佛教里包含的哲学思想,但佛教的基本观念对我认识世界还是产生了影响。实际上,没有必要上升到佛和道这些思想体系层面,以直观和悟性为特点的东方智慧,其本身也是强调运用整体、变化与联系的观点去分析世界万物。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我来到加拿大以后,我所接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我比较早就接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后来一直感兴趣和跟踪的自主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讲究长时段看问题,其核心强调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世界的发展,强调不能割裂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间的关系,追究“东方”和“西方”在何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形成和分化。

      从辩证法来看,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但是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脉络里,尤其是在实证社会科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经常是被割裂的。到了“现代化理论”那里,线性逻辑占据主流话语,这种线性逻辑硬生生地把西方放置在历史发展的前沿,把中国等非西方地区置于历史发展的末梢。加上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进而陷入“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偏颇,就此产生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思维定式:“英国资本主义可以发展得这么好,美国资本主义可以发展得这么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发展得这么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发展得像美国一样?”如果从辩证的、动态的和整体的视角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之所以这样,美国之所以那样,是因为两者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美国经济之所以发展成这样,缘于它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这样,中国那样,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是最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但是主流的社会科学与此相背离,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剥离纵向的历史背景,把中国和美国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最令人遗憾的一种认识论,实则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批判的机械的、静止的和割裂开来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关注是“过程关系”,即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在事物彼此的联系中,包括具有内在关系的矛盾中,理解世界。虽然思考需要有“范畴”,但我们不能用两个静止的范畴来进行线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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