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道教文字创造的民族文字

      中原早期巫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在汉代基本形成了宗教仪式和要素。巫觋是此项活动的专业人员，从事卜筮，沟通鬼神，主持丧葬礼仪、兼做巫医等，无论民间或朝堂均可见到他们的身影。北朝时期，道教正式形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汉族崇拜文字，迷信文字。《易·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西汉时期上层谶纬迷信中，字谶是主要部分。道教是汉民族的原生宗教，除了一般原始宗教所具有的敬神、占卜等仪式外，特别之处是利用汉字，改造汉字，创造出道教汉字，其形式丰富，内容神秘，是道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宗教力量就是来源于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与崇拜。道教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它有天然的隐秘性质，道符、秘文都是秘密符号。它采用变体字，是一种障眼法，通过不易识别的符号，把外人隔绝开来，以保持隐性的交际内容。从神秘到神圣，会给人产生一种心理的畏惧感、震慑力，以隐秘力量来彰显巫术的法力。

      各个少数民族都有原始宗教，都有类似巫师的专职人员，具体称呼各有不同，性质是一样的。中原的道巫与少数民族巫师基本职能相同，在具体的形式上有共同点，可以相互沟通。少数民族在融入汉文化时，接受汉字，也接触到了道教文字，或多或少地吸收到民族文字的创制中去。

      一、云篆与西夏文字

      改变通行字形来创制道巫文字，大约自西汉时期开始，从省减笔画部件开始，再重复某些笔画和部件。前者以殳书为代表，后者以复文为代表。殳书可见诸汉代的刚卯刻文和部分朱书陶文。复文在汉代流传下来的《太平经》上就保留了不少此类文字，奇形怪状，似字似符，如《兴上除害复文》《令尊者无忧复文》《德行吉昌复文》《神佑复文》①。这些字符无法辨认，它是经过人为处理，变得古怪离奇，成为内部传达信息的符号。它的明显的特征是，一个字符内有几个重复的小字，并且与其他字形拼合，即有多个字合成一个“字”，因此名为复文。复文在考古出土的朱书文中出现，《太平经》被后代收入《道藏》中，成为道教文字的起源。北魏以来道教教义和教规逐渐完善，道教文字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但是南北朝遗留下来资料非常少，以致当代有伪造北朝道符的行为。大约在南北朝，出现云篆，以缠绕笔画为特征，在累叠基础上改变结构。

      现代的考古发现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道教真文刻石，采用云篆形体。镇墓的真文刻石分作5块，为中央、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它们有一定格式内容，有的还附加通行字释文。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为景龙元年（707）武三思镇墓真文，总共10多块刻石。真文字形综合了殳书和复文，加以糅合，再变形。唐睿宗桥陵出土成顺圣皇后窦氏西方镇墓真文保存完好，字画清晰，我们以此为例了解真文形体（图1）②。真书直线与篆书圆线混合，充斥反复重叠的笔画，部件与通行字不同。宋代的真文重叠的曲线越来越密，线条富于装饰性，少量的部件隐藏其中，更难识别。成都宋京夫妇墓出土了多方真文镇墓石，2号墓西方八天镇墓真文券1方，正方形，边长40厘米、厚3厘米。上“西方八天镇墓真文”，下部线框内云篆8行、行8字，共64字（图2）。根据墓志记载，墓主生于元丰元年（1078），卒于宣和六年（1124）③。2号墓真文可以作为宋代真文的代表，充分体现当时真文形体特点：笔画中楷体成分增加，出现真书的撇、捺、弯钩，横画尾端呈燕尾。叠笔更加复杂，有的多至九叠。唐代真文尚可见到的通行字部件，宋代几乎全部消失，反而道教自创的部件越来越多。传世的《云篆度人妙经》完全解散汉字形体，有人认为它年代早在南北朝，从演变脉络推测，它是唐代以后，宋代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宋代用于经书或者日用辟邪的符书中，云篆进一步异化，文字形体唯有寥寥数笔似蠕虫般的游动曲线，彻底解散了通行字的形体。

      

      西夏文是史籍中正式记载的与道教有关联的少数民族文字。

      西夏民俗崇拜自然，敬畏鬼神，信巫术，认为巫师能够通鬼神，能依仗巫术和咒语祈福禳灾。《宋史·夏国传下》载，党项人笃信禨鬼，尚诅祝，每出兵则先卜。信巫，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它的神道观念和某些行为方式与道教相似。隋唐时期，党项内附，酋长拜刺史，唐朝赐姓李，宋廷赐姓赵，西夏长期为中央朝廷的地方政权。唐宋之世，帝王崇奉道教，唐帝自称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列为三教之首，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宋朝崇道不亚于唐，唐宋尊奉道教保持了道教的稳定和发展。深受唐宋文化影响的西夏，亦奉道教信仰。据西夏《天盛律令》等有关记载，西夏朝廷设道士功德司，统理全国的道教事务，道士得到优待，持有丰富的道教典籍。史载元昊太子宁明向道士学习道教。《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道教在西夏虽然没有佛教显赫，但一直占有一定地位。

      史籍对于西夏文字的制作，略而不详。《辽史·西夏纪》云：“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辽史拾忆》卷二十二引宋曾巩《隆平集》：西夏“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曲屈类符篆。教国人纪事悉用蕃书”。所谓符篆就是道教的符书。宋夏竦《上仁宗乞断袄巫》：“民之有病，则门施符篆。”符篆之中有日杂镇妖祛病粗略一类，而真文为较为庄重的一类。古书中并没有直接说西夏文出自符篆，只是指示两者有相似之处。

      西夏文研究至今，没有人对西夏文的来源做过任何探索，因为没有找到入门之处。西夏文创制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梦溪笔谈·杂志二》载，野利遇乞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时在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这是典型的闭门造车，其造字原理、方法以及参与人员都是秘而不宣，堵住了人们了解制字途径，只能从某些现象说“若符篆”。《宋史·夏国传上》：“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西夏文比照通行字有三个特点：第一，保留汉字的方块外形。第二，完全解散通行字的形体，基本没有相同部件，而结构如八分，古今错杂。第三，保留通行字的笔画形式，但是繁复曲屈。

      汉文当然是西夏文的来源，秘密在于它的母本不是通行汉字，而是道教真文，仿照了唐代的云篆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