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8)01-0199-05 无论从人类审美的生活化转向，还是从当代社会、尤其是消费文化对美学阐释有效性的内在需要看，重构一种本体性的“生活论美学”，已成为当代美学理论建设最为迫切的任务。自19世纪“美是生活”的观念提出以来，经现代艺术对“审美与生活同一性”的探究、后现代主义的生活化转向，及消费文化背景下审美实用化趋势的日益增长，它在广泛消融和渗透透于人的日常生活、导致新的审美文化形态与行为生成的同时，一种以消遣娱乐和审美享受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形态日趋形成，消费性需求对当下社会审美行为显示出较强的控制力，艺术的生产和接受越来越重视感官愉悦和直接的功利效应，社会生活与文化行为中的泛审美现象日趋复杂，从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林林总总的消费文化符号，形形色色的消费商品，到审美的生活化、实用化及身体化转向等，“美”的概念已毫无例外地成为实用生活的“代名词”，美学“何为”显然已成为一个必须直面与深刻反省的问题，重构“生活论美学”的呼声，正产生于多元、复杂文化情境对一种具有新的思想阐释力理论的内在需要。 丹托在《美的滥用：美学与艺术的概念：美学与艺术的概念》中指出，美几乎在20世纪从艺术现实里消失了，好像吸引力是某种污名，它含有粗俗的商业用意。[1]詹明信指出：后现代主义代表了美学的民本主义，而这一时期“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我们不断出产日新月异的货品，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赚回，并且把利润不断地翻新下去。在这种资本主义晚期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感的创造、实验与翻新也必然受到诸多限制。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2]。韦尔施讲得更为深刻和彻底，当代审美化的流行不仅仅波及日常生活这一浅表层面，而且它同样渗透进了更深的层次。如果说前者是花里胡哨的物质的审美化，那后者就是声色不动的非物质层面的精神审美。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这一生气勃勃的潮流，在今天远远超越了日常个别事物的审美掩盖，超越了事物的时尚化和满载着经验的生活环境。它与日俱增地支配着我们文化的总体形成。经验和娱乐近年来成了文化的指南。[3]我们的世界实在是被过分审美化了，美的艺术过剩，所以它不应当继续染指公共空间。相反在当代社会的新的公共空间中，艺术应是对全球审美化的中断，应给人以震惊，使我们被花哨的美刺激得麻木不仁的神经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简单地说，美学应当在消解之后予以重构，应当超越传统上它专同艺术结盟的狭隘特征而重申它的哲学本质，不但如此，它甚至可以是思辨哲学的基础所在。[4]客观而论，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其实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重建“生活论美学”的意图，诚如作者在《重构美学》序言中所言，重构美学探讨美学的新问题，新建构和新使命，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并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事实上，在20世纪美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进程中，不少理论家提出过许多富有深刻见解的理论方案，而思考最完整、最契合“生活论美学”内涵的则是舒斯特曼的主张。舒斯特曼认为生活美学是一个远远超过美学的传统范围，并主要涉及某些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和生活指南的领域。在对生活艺术的探索中，它对于涉及我们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的个人风格和我们于其中追求生活艺术的多元文化语境的某些悖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式。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更加认可超出美的艺术范围之外的审美经验的普遍重要性，而将艺术与生活更紧密地集合起来。强调有生命的经验而不是幻影或形象，它旨在以一种更加积极、充满活力的方式进行生活的审美化，这种方式与伦理和公共生活紧密相关，它是对伦理与美学之间的深层的、整合的关系的重新认可。[5]而如何改变生活的麻木不仁与无意义的性质，作者的设想是通过倡导审美经验的价值，在所谓艺术最终耗尽的废墟中寻找审美复兴的种子。因为审美经验在本质上是有价值和令人愉快的；审美经验是某种可被生动感受和主观品味的东西，通过从情感上吸引我们并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它的当下在场上，进而从日常经验的平庸之流中突显出来；审美经验不仅仅是感觉，而且是有意义的经验；审美经验是一种与美的艺术独特性紧密相关的独特经验，体现了艺术的根本目的。[6]作者极力探求的是通过复兴审美经验的价值，改变当代人习以为常的麻木的生活世界，它所关涉的是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性重建，这已经成为一种意义论的命题，代表了20世纪以来当代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价值论转向。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卢卡奇，到列菲伏尔、赫勒、海德格尔，西方思想家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转向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与思考，体现出构建“生活论美学”积极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社会文化价值。 何为“生活论美学”，这是需要从美学内涵的历史变迁与本体规定方面予以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自18世纪鲍姆伽敦、康德等美学家确立起美学的基本内容及方向以来，强调审美和艺术的自律一直成为现代美学发展的内在规定。在现代美学观念里，美是一种空灵闲逸的意象或形式，不沾染任何世俗生活的内容；审美是对意象或形式的无利害的静观，不涉及欣赏者的任何实际欲求；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与人们的实际需要毫不相关。美学的这种自律性内涵的彰显，既肯定了作为一个价值根源的艺术或审美经验之独特性，又肯定了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因果独立，亦即它们是独立于心理学、经济、政治或社会的特性影响之外的。这就意味着在解释的意义上，自律可以归诸于审美现象或艺术形象之身。[7]值得注意的是，美学的这种过度依赖和迷恋艺术的自律特性、远离人类现实的生存活动与实践的做法，使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领域在最近几十年竟显得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由此也引发了审美现代性的诸多内在矛盾，导致后现代对“审美乌托邦”的解构与颠覆。后现代主义的表意方式是要超越现代主义所造成的艺术与生活的鸿沟，转向当下日常生活，打破艺术品的神圣性和经典性，将那些被现代主义艺术纯化了的审美经验，混合于日常经验，造成一种新的表意混杂和糅合形态，这就导致“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