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称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是不无道理的。应该说，“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特征，也是中国美学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中国美学是与哲学、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综合纠结在一起的，着重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感悟，因而也可以说中国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它不以对美与艺术的本质的追问为目标，不着力于以分析式、思辨式地抽象解释“美”为起点去建构一个关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对人生意义、价值、“味道”的反复体验、领悟中去把握有关审美与艺术的问题，并在人生实践中融入美与诗。从而，这种人生美学的精神就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乐生与游世，而它的哲学基础则是中国传统的以情为本的“一个世界”观。 一、“乐生” 中国传统智慧中，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学说，本来都是一种鲜活明亮的人生哲学，是在人生实践中践履道德、完善人格、实现超越、获得自由的一种人生经验与感悟的升华。这种人生智慧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艺术、审美、宗教的思考成果。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的言行中，深刻地体现出一种珍惜在世生活、积极乐观面对人生境遇的人生态度。经过宋明理学的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基本上被伦理化、道德化了。宋儒甚至试图建立一种人生的道德本体论，把人的自然生理需要看成“人欲”而大加限制和批判。如此一来，孔子学说中那些鲜活而非常有生命力的东西被消解、遮蔽了，儒家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精神消逝了。一部《论语》本来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实录和思想留影，它记载的是孔子在各种情景中对人、对物、对事、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以及根据不同情境灵活处理的实用理性与方法，却被看成一部无所不包的治国“圣经”，那些本来具有高度生活性的对话、鲜活生动的语言，便也在反复的阐释中慢慢变成了教条。朱熹把“吾与点”解释为“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其实，“曾点气象”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是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暂时疏离还原人的本真性情，并使人直接面对自然，从而以一种无遮碍的态度和状态去体会宇宙自然的生命精神，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过程。因此，它既是对日常生活的暂时抽离，却也是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审美升华。 在《论语》中，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和“审美升华”还表现为孔子的快乐精神。这种快乐并非完全是感官肉体之乐，它与感官相关联，但更多是一种艺术的“满足的不关心精神”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同时这种乐也含有道德上的崇高感与伟大感。它是灵与肉、身与心、物质与精神的融合汇通的综合性结果，是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它通过对具体生活过程和细节的重视去品味和体察人生的真谛，把日常生活塑造为一种融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于一体的境界。在这里，超越寓于现实，精神寄于物质，心灵呈现于肉体，理性积淀于感性。它是一种“乐感文化”，或称之为“乐活”的人生哲学或人生态度。 这种“乐活”的人生态度，首先表现为对生活的珍视和享受。《论语·乡党》篇记载的孔子是个非常讲究生活的人，它记述了孔子的一些生活细节——吃饭、穿衣、睡觉、上朝、斋戒，都有一定之规，很是考究。从这些习惯中，可以看到很“科学”的一面：食物腐坏，颜色不正，味道发臭，自然不可以食用。“食饐而鍻，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论语·乡党》。以下凡引《论语》，皆只注篇明，不再注书名。)但对孔子来说，这还不够。关于进食，他还有更高级的追求：不但不吃腐坏的食物，还要讲究烹饪的方法，要有规律地进食，而且要讲究肉切割的美感，酱的质量。“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乡党》) 其次，“乐”更重要的内涵是人生的艺术化和审美化，即在艺术创作与欣赏中，在对自然的凝神观照和生命交融中得到精神的升华与巨大的愉悦。孔子是一个有着很高艺术修养的人。他欣赏音乐能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这个故事也许有些夸张，但孔子对音乐的鉴赏力可见一斑。在美学史上，孔子对于一些艺术作品的评价已成为中国美学和艺术史上的经典之评：“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成为传统艺术批评特别是诗歌批评最重要的标准，奠定了中国美学欢乐不逾分、悲哀不过度的“中和”标准和美学特征，使中国人不走极端，善于克己，无论是表达快乐之情还是体现悲哀之情，都控制在恰到好处的范围之内，使中国人的精神产生一种雍容大度、慷慨有节的审美特征，从而使得华夏民族很少有过度的精神和情感取向，很少走向极端。这对于维持中国社会数千年的稳定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承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孔子不但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本身也善于演奏乐器，且技艺高超。《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卫国时，曾击磬自娱，无意中却遇到一个知音：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① 这也是古人讲“言为心声”之意。击磬时，孔子作为演奏者的思想、情感融入了磬声之中，流露出来。其时，孔子正离国出奔卫国，心中自是有些郁郁不得志，大约磬声中也流露出了这种愤懑不平和怀才不遇之感叹，以至于一个挑担的“布衣”都听出了其中的不平之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