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光潜“有思想的美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说朱光潜最后问世的《美学拾穗集》是“有思想的美学”,其实是说这本书不仅是作者晚年的标志性成果(具学科性),更是考辨它是有功于当初“思想解放”运动的珍贵文献(具公共性)。它有两大标志。一是“方法论转向”,即明言须将中国美学原理研究的思维准则,从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映论”的迷思中出走,而转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书所蕴含的那个文化人类学框架(又谓“实践论”)更适合解释美在人类史的生成。这是从美学方法论角度楔入,而在“马列主义”的反映论与源自马克思理论原型的实践论之间,划了一道无可避讳的界限,这极具公共性。二是“共同美破题”,以及为此破题而构建的关于“人性(人类一般)、人道(族群特殊)、人情(艺术个别)”的三维人学逻辑,对于召唤且驱动“人道主义回潮”为主流的第二波“思想解放”,有深意在焉。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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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12-0122-12

       引子:“思想—学术”关系的三种模态

       说朱光潜最后问世的论著《美学拾穗集》①(下简称《拾穗集》)是“有思想的美学”,这当在胎袭王元化1994年的一个说法:“有思想的学术”。②

       以王元化著述为例,可鉴其笔下的“思想—学术”关系,拟呈三种模态:“零思想的学术”“去思想的学术”“有思想的学术”。

       “零思想的学术”,是指学术作为知识学层面的专业活动,其动力是满足主体纯粹的求知欲,其标识是有创意地提出且回答问题,其目的是逻辑地阐明对象为何能以此性状存在于此的理由(因果律)。故纯学术宛若在无菌的象牙塔做思维实验,其职责是须沉潜于对象“是什么”暨“为什么”,心无旁骛。这叫“角色分工”。这就做不到像东林党人那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做不到像思想家那般“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有创意的警世之声”。这也是“思想”一词的定义。

       这就意味着,判断某一著述能否被称为“思想”,拟有三个指标:(1)它所涉的话题是“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还是不具公共关怀的纯学术的专业课题?(2)它是“有创意”(原创或再创)的独立探索,还是对权威意志的鹦鹉式饶舌?(3)它是启示公众的理性、良知的“警世之声”,还是浑浑噩噩的人云亦云,无甚识见,说了等于没说?

       显然,远非一切学术皆能当得起“思想”这一称谓的凝重。即使王元化这位能感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也不是所有著述皆有“思想”。王元化生前自选出版文集十卷,只把第六卷冠名为“思想”卷③,其第三卷“莎剧解读”④不能说无思想,但这不带引号的思想(意近有创意的独立思考)与带引号的“思想”(言涉有重大意义的公共性警世之声),毕竟不是一回事。故称王元化“莎剧解读”属“零思想的学术”,大体没错。

       “去思想的学术”。其标志是当时学者若还想发表成果,则其学术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研究对象选择上,皆须受制于非专业却大一统的权威预设。这就是说,在学者尚未进入研究状态前,他应从什么角度楔入(事关方法论)及其最终得出什么结论(事关对象选择),这一切已被看不见的手所操控,于是学者进入学术,即类似演员进入编导所设定的角色情境。这诚然抽空了陈寅恪所坚执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没了“独立—自由”支撑的学术不可能有“思想”。因为判断“思想”所以为“思想”的参数之一,是须满足它是“有创意的独立探索”。所以当学者因故而让渡其“独立—自由”,其学术也就从骨子里被“去思想”,其学术只配叫“去思想的学术”。

       王元化始撰于1961年、脱稿于“文革”前夜的《文心雕龙创作论》⑤,便是“去思想的学术”案例。1955年因“胡风案”于1959年打成“反革命”的王元化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打趴,便孜孜于用当时仍流行的苏联理论模式(其哲学符号是反映论)来系统解剖刘勰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以期吸引周扬的眼球⑥,这就令其论著从头到尾沦为“去思想的学术”。所谓“头”,是指王与其说是对刘勰文论感兴趣,毋宁说他更感兴趣的是借解剖刘勰来亲证苏联模式(作为手术刀)颇具方法论的英明;所谓“尾”,则指后果不堪想象,竟把刘勰文论切割得体无完肤⑦,碎不忍睹。难怪王元化1986年后不轻易对外重提此书。2004年王元化撰文《我的三次反思》⑧对其一生学思历程作概述,只字未涉此书,尽管此书曾在新时期初给他带来殊荣。由此可窥当他1994年后最想做“有思想的学术”时,此书作为“去思想的学术”刻在他心头的印记,与其说是昔日荣耀,不如说是晚境挥不去的殷忧。故2004年他又补白若现在再来写此书,恐将“另起炉灶”,那是另“一本新书”,但已“力不从心”⑨。

       “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晚年有此一说并非心血来潮,这是他自1956年始读黑格尔《小逻辑》以降、由近半世纪忧思悲情所酿成的境界性颖悟。事实上,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实绩也确凿无愧为“有思想的学术”。他1992-1998年写的《卢梭〈社约论〉笔谈三篇》⑩即为范例。卢梭《社会契约论》作为一部政治哲学名著,18世纪以来便是欧美学界推崇的思想史重镇,也是中国思想界从张奚若(1930年代),顾准(1970年代)到朱学勤(1980-90年代)前仆后继、不懈叩问的一块“硬骨头”。这首先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探索工程。王元化的贡献则在融会前行者心得的基础上,把深刻影响了百年国史曲折的激进主义思潮之源头,经由“文革”上溯到俄苏“十月革命”及法国大革命,最终追踪到了卢梭《社约论》的“公意说”。国史苦于激进思潮久矣,海内外甚少人立论其源头何谓,王元化以其反思《社约论》明确提出且回应了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这就绝对不是一般学术,而分明已臻“有思想的学术”。海外著名思想史家林毓生说,王元化凭这组论文,就可在欧美学界享有“思想家”声誉。

       一、“思想—美学”关系的三种模态

       一篇谈朱光潜的专论,为何撰此引子先说王元化?是为了替朱设一坚实的学案参照系,若有涉“思想—学术”关系的三种模态落在王身上并无不当,那么,以此类推,本文将朱的毕生美学著述也就其与“思想”的关系,按编年史顺序,分为“零思想的美学”“去思想的美学”及“有思想的美学”,也就不至于太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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