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先行者，曾对实现民族复兴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他自称是“问题中人”：“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①。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中国问题)，恰好对应儒学的“内圣”与“外王”。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对中国问题(社会问题)的探索，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尤其是中国文化复兴。他指出，中国文化有两大长处：一是伦理主义，一是人生向上，其所理解的民族复兴，在人生问题上就是要恢复中国人积极、合理的向上态度，在社会问题上就是要重建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再创民族辉煌。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以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导向，以复兴中国文化与复兴乡村社会为切入点，以接续根本精神(“老根”)与培育现代社会(“新芽”)为两翼，构成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民族复兴思想内容丰富、见解独特、影响广泛，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反思。 一、人生问题：复兴中国文化以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在梁漱溟看来，民族复兴的题内之义首先是恢复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改变中国人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而这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他指出，中国问题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民族复兴可以归结为文化复兴，“中国问题之爆发，非内部的，与其谓之为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②；“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所以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制造问题”③，“文化再造才有民族复兴”，“必定随着文化再造而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而有文化再造”④。他强调，文化不过是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已，“文化路向”不同不过是人生态度有别，故而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我们民族的人生态度问题，实现民族复兴就是要昭苏中国人向上的人生态度。“此时此刻是‘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民族’精神最颓败的时候”，“中国民族的复兴，也要靠中国民族活起来”，“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打破我们每一个人的彷徨与苦闷”⑤。 梁漱溟认为，以往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过于笼统，宜区分为逐求、厌离、郑重三种。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以西洋人为典型；第二种为因感觉人生太苦、过于枯燥乏味而产生“厌离”的人生态度，以印度人为典型；第三种人生态度，可用“郑重”二字来概括，即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以中国之儒家为典型⑥。他在《自述》中提到自己早年把三种人生态度经历了一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产生，实由于我对人生问题之烦闷；因为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乃由实利主义的思想转变为出世的思想，又由出世的思想——即后佛家思想，转变为儒家的思想”⑦。 1921年印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其“归宗儒学”的破题之作。他在该书中对“人生的三路向”与“文化三路向”作了说明。所谓“人生的三路向”；(1)“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2)“变更的路向”，遇到问题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3)“取消的路向”，遇到问题既不寻求解决，也不调整自己，而是总想着把问题从心中消除。或者说是“三个路径样法”：向前要求；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要求。他以此为根据，得出了“文化三路向”说，即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的⑧。 如其自述，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书前，实际上已对“人生的三路向”“文化三路向”作出了选择，即归宗儒学。他撰著该书，对这一选择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从而将其“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人生态度复兴”的思维逻辑建立在东西人生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有三个阶段，即西洋文化“在近世之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印度文化“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在第一期，西洋文化在征服自然、追求科学、宣扬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过度的个人利益追求、物质追求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一味向外追求，导致天人相争、人情冷漠。因此人类文化发展将转入第二期，“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以前人类似可说生活在物质不满足时代，以后似可说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由此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转入第二路向，可以预期“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文化复兴”。据此，他提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⑨。此后，他反复重申“中国文化复兴”论，如在《中国建国之路》中指出：“三十年前我曾断言世界在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正谓人类要从‘身的文化’进至于‘心的文化’，其时机已经到来，而中国则是最早出现‘心的文化’的”⑩。梁漱溟所指的“中国文化复兴”，其核心是儒学复兴。他在《自述》中谈到，其最初“最不留心中国文化”，“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于天竺”，1918年后“由佛家思想转变到儒家思想”，转变之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此书最后所下之结论，我认为人类的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书中赞扬孔子阐明儒家思想之处极多”(11)。后来他觉得该书赞扬孔子与阐明儒家学说有两大不妥，为了更准确地阐明儒家思想，又写了《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