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日本战败至今，已过去72年。考察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论争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发现整个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敏感话题，是一个从有考辨、有论争到几近失语的反应过程，折射出的是战后日本社会思想逐渐走向保守的发展倾向。 一、“南京大屠杀”事件从发生到审判(20世纪30-40年代) 1937年12月12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本历史学者藤原彰在他的《南京的日本军》一书中，公布了日军第十军参谋部当年制定的攻占南京的作战方案： 必须通过突袭来夺取南京时的攻占方案(1937年11月30日) 必须通过突袭来夺取南京时，要从正面进攻，但应避免不讲策略的强攻。进攻时当依据以下要领。与突袭方案采取同一方法，首先迅猛追击至南京，包围南京城。主要对南京市区进行彻底空袭。特别要使用芥子气和燃烧弹，连续一周实行轰炸。变南京市区为废墟。 在本次攻击中，彻底使用毒瓦斯是至关重要的。如本次不果决使用，会重蹈淞沪一战覆辙，将付出巨大牺牲。① 日本知名记者、评论家大宅壮一曾对南京一战做出过如下回忆： 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一到大陆就发表了演说，即所谓“山川草木，全部为敌”。(南京是)用极其非常之手段占领的。② 血腥、残暴、反人类的南京大屠杀便是在如此政令之下，写下了人类近代史上惨绝人寰的一页。关于柳川平助的“山川草木，全部为敌”的发言，作为佐证，在秦郁彦的《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一书中对第十军的军令亦有所言及。③柳川平助的这一发言已为其后日军的暴行奠定了基调，成为惨案发生的宣言。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员在1938年1月5日到达沦陷不久的南京城，直至1月下旬回国。在南京期间他采访了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第16军团第33连队。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派作家，这次现地采访让石川深切感受到了人性在这场战争中的扭曲和泯灭。回国后他昼夜笔耕不辍，仅用十天时间便完成了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书中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唯一一部披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作品，也使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本首次公诸于世。然而，作品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刊载的当天便被当局以违反新闻法、诽谤皇军、扰乱军心为由禁发，石川本人和相关编辑以及发行人也因这部作品而获罪。《中央公论》该期的发行量是7300册，其中的四分之三被查封，四分之一早已外流，部分流向海外，被译成了中、英、俄等文字。极少部分虽然散落日本国内，但是由于当局的严密监控，被禁作品难以流传，所以南京屠杀事件并未因该作品的短暂问世而引起关注。直到战败，随着该作品的再版，特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事件”的审判，才使事件真相得以重见天日。1946年5月9日《读卖新闻》的第二版刊登了以《被审判的残暴的“南京事件”》为题的报道。报道的引文中有如下文字： 在东京审判的起诉书第二项“杀人罪”上，国际检察官提诉南京事件，直指日军的残暴行为。掠夺、暴行、□杀、□杀——昭和12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司令官入城时，这个首都充满了血腥气。(□处字迹不清) 东京审判主要是针对A级战犯，即制定侵略战争计划并实施的政府、军队首脑进行的审判。而B、C级战犯则由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军事法庭裁决。中国南京军事法庭于1946年2月在南京开庭，1508名战犯被起诉，其中4名日军将校因南京大屠杀事件被问责，在南京雨花台被处以死刑。其中，陆军中将谷寿夫作为第6师团团长率领日军部队在攻占南京一战中，负责从南京城南主攻，是第一支进入南京城的日本部队。1946年12月31日的起诉书上，明确了对1937年12月13日至21日发生在南京城内(主要为第6师团途经城外雨花台，从位于南侧的中华门突入南京城后)的扫荡战、屠杀、强奸等暴行(其中杀人事件122起，被害人数334人，强奸43人)的追责，法庭上400余名证人以及目击者提供了证词，谷寿夫1947年3月12日被判处死刑，4月26日执行。然而，谷寿夫在法庭上指天喊地对神明发誓，所列罪行非他指挥的第6师团所为，而作为攻占南京的主力部队——第16师团的中岛(中岛今朝吾)部队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谷寿夫的抗辩已经直接承认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存在。④在谷寿夫的上诉书中，辩方主张“应该首先调查与南京屠杀事件相关的多个部队首长，搞清事件的全貌，再来认定真凶才是正理。但是，现在把最高领导人及其直属部队的首长与事件分割开来，仅以被告一人作为审判对象，而且将被告定为真凶，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⑤，文中直接使用了“南京屠杀”一词，并直指军队高层难辞其咎。然而，正义总是不会缺席，其后关于南京屠杀事件的追责及审判证明了谷寿夫的杞人忧天。1948年12月23日，陆军大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列为B级战犯，作为南京屠杀事件的最高责任者，因为在攻占南京一战中，未能禁止其属下部队对俘虏以及一般百姓的屠杀行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 可以说是战后的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第一次让日本国民获知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然而，仍然未能引起日本国民的普遍关注。其原因有三： 第一，作为战败国的国民，开战以来被灌输的“圣战”以及“皇军”的概念早已根深蒂固，非短时间内可扭转。胜王败寇的观念也使一般国民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中国南京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扞格不入，难以心悦诚服。甚至连《活着的士兵》的作者石川达三在回顾战后接受联合国检察团调查时，也曾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