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自19世纪70年代传入中日两国以来，两国社会主义者的交流一直十分密切。从日本译介而来的社会主义论著，影响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尽管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以紧张和冲突为常态，但在思想文化交流上，中国知识人还是不断从东瀛邻国译介新兴社会科学知识，以寻求解决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道路。日本社会主义者反战、反专制的社会活动，也一度得到过中国左派群体的积极评价。① 反观日本方面，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曾在大正时代蓬勃发展，但进入昭和时代以后又遇到了诸多阻碍。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实权的扩大及侵华政策的推进对不少日本左派人物产生了影响。社会主义团体本是日本反战言论的重要宣传阵地，但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让不少本来反战、反专制的社会主义者选择了“方向转换”(简称“转向”)的道路，改变了他们一贯的立场。②与此同时，他们的对华主张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一系列的变化，在中国社会主义者群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22年，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发表了著名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一文，当时“方向转换”一词带有积极的意义，是希望社会主义政党能摆脱劳动组合主义和经济主义，转向正确的运动方向。但在1928年后，随着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党派检举力度的加强，“转向”在日本思想史上也拥有了全新的特殊意义。从国家权力者的角度来看，左派人物的“转向”就是“受外国思想蛊惑的人经过自我批判后再次回归到国民思想中，并重新被体制认可”的经过。坚持在无产阶级阵营的社会主义者，则将“转向”理解为“向天皇制的日本以及权利支配者的屈服”③，是转向者走向失败与背叛的表现，其中谴责与批判的态度也不言自明。 在中国社会主义者看来，日本的转向者原是处于同一思想阵营的国际友人，但转向后便意味着放弃反战，并走向支持日本政府侵华的立场。因此，国人对日本社会主义者方向转换的动态也是十分关注的。④九一八事变后，赤松克麿的转向，以及1933年以佐野学和锅山贞亲为首的大批日本共产党的转向，都是轰动一时的话题。通州事件后山川均的相关言论，也成了国人强烈谴责的对象。 一、赤松克麿的满蒙权益维持论 赤松克麿(1894-1955)是大正、昭和时代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家。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曾加入左派学生团体“新人会”，后又参加了第一次日本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在党内担任中央委员。1926年，赤松加入了由劳动农民党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众党，并一直站在社会主义者中偏右的立场。在中国，赤松所译俄国学者蒲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⑤，于1927年被施存统转译成中文，与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一样，成为在中国多次再版的畅销译书。赤松的《日本学生与社会运动》⑥及《日本劳动运动发达史》⑦等论著也曾在中国翻译出版。1930年，留日归国后潜心于日本研究的梅嵩南，在国内发表了《日本现代社会运动家略传》一文，介绍了55名日本社会运动者的生平和主要著述。作为梅氏好友的赤松，也为此文提供了不少意见和指正。梅氏在文中把赤松列为介绍对象之一，并评价他是“日本最右翼无产党——社会民众党——现实派唯一之理论斗士”。⑧但在1930年，赤松克麿的思想已开始进一步右倾，并向国家社会主义靠拢。1931年10月30日，赤松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对国家计划经济实现的期望》一文，对于上月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做出了以下评价： 日本把有重工业资源之满蒙的权益去编入它有机的单位，才可以能够去建设其最小限度之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计划，资本主义的日本也好，社会主义的日本也好，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们不同意于满蒙权益的放弃，就在于此。 ……(中略) 满蒙的权益，始终应该去维持，但要在无榨取国家经济之下去实行。布尔乔亚和布尔乔亚政党去经营满蒙，则满蒙的权益，常不免陷于不安。基于日本和中国之国民的提携，其共存共荣的前途，还是很远，我们拥护满蒙权益的维持，同时，不断的快望无榨取国家计划经济的实现。⑨ 赤松对日本在满蒙权益的辩护已十分明显。他强调满蒙的经营应该要在摒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无剥削榨取的国家计划去实行。但梅嵩南在一篇介绍赤松克麿所在的日本无产政党对华政策的文章中，质疑了这种“无榨取国家计划”实施的可能性： 社民党一方面高揭其解放被压迫民族，打破资本主义的侵略政策，打破对华的反动政策的旗帜；而赤松克麿氏则一方面却高唱拥护其所谓在满蒙的权益的论调，岂不是矛盾之又矛盾？他虽然辨明自己的立场是反对以资本主义的日本去经营满蒙，而主张以社会主义的日本去经营满蒙的。……(中略)但资本主义的日本，怎样才能够把它打倒，世界压迫的民族，怎样才可以把它解放，布尔乔亚的对华反动政策，怎样会产生出来，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怎样才能够把它克服，惜乎！赤松氏对此，并没有下过透彻的论断。⑩ 只给出假想的理论而缺乏实行的可能性，赤松以此为日本维持满蒙权益的正当性所进行的辩护，在梅嵩南的反驳中暴露了虚伪的本质。事实上，大部分日本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坚持满蒙利益放弃论的。在梅嵩南的文章中也介绍了日本农民党、日本劳农党在反对侵略、坚持对华不干涉外交以及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主张上所作出的努力。 除了梅嵩南的文章以外，中国国内还有不少批驳赤松克麿的言论。如一篇批判日满经济统制的文章中，留日归国的经济学专家徐鸿驭认为，要日本在满蒙放弃资本主义的经济榨取，必然是日本右翼无产主义者“自欺欺人”的行为。徐氏还认为，即使东北经济发展能保持持续上升的状态，也无法解决日本国内大部分农民和劳工的不满，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的社会与阶级矛盾。因此，他认为以赤松克麿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无产阶级对满蒙的主张都是荒谬之见，从中只能看出他们自甘堕落的本质。(11) 另一篇名为《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的文章，在批判赤松克麿满蒙利益维持论的同时，也详细介绍了以《普罗科学》杂志为中心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对满侵略战争”的主张。此文的作者宋斐如，时为北京“东方问题研究会”的成员，在反驳赤松克麿的言论时，他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