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7)06-0001-09 九世班禅是近代西藏地方维护祖国统一的藏传佛教爱国人士，1923年11月离开日喀则，1924年4月到达甘肃，此后在内地活动十余年。对此，20世纪20年代报刊就有报道，40年代刘家驹、陈文鉴在著作中有所记述，50年代学术界开始了学术性研究，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但仍需进一步深化。①其中，1923至1927年间社会各界对于九世班禅来内地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和国内的舆论，北京民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依据近年公布的民国时期档案，结合《申报》《东方杂志》等报道，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一、九世班禅初到内地后的接待、筹备晋京及舆情变化 由于种种矛盾和冲突，九世班禅受到“达赖座下职员逼迫”，1923年11月15日被迫率少量亲信随从，悄悄离开日喀则向北出走，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1924年4月23日(阴历甲子年三月二十日)到达甘肃省安西县(今甘肃省瓜州县)境内。②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内地活动。 1924年4月起，九世班禅行踪及各方反应受到舆论关注，成为《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追踪报道的重要内容。该年4月10日，《申报》就报道说，“班禅喇嘛失踪，至今未查明”，中央政府电令“川边再寻”。③27日，“班禅喇嘛已抵安西”的消息解开“失踪”之谜，安西县知事不仅给予接待，而且呈报甘肃督军陆洪涛，陆氏电告北京民国政府，并“令知事挽留，约秋后来京”。④30日，路透社电称班禅“此次离藏，必因与达赖龃龉所致”，据传“班禅拟与外蒙呼图克图协商，蒙古与东藏结合，俾得达赖之权力”，因此班禅“由藏赴库伦，道出甘肃，政府已令甘督劝其来京”。⑤这些报道一方面表明当时国内外舆非常关心九世班禅东来及其行程，另一方面所载内容推测之词与真实情况并存。事实上，班禅一行到达安西之前就“遣德匡巴夏堪布”与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联系。⑥1924年3月，甘肃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就要求马麒注意“侦查”班禅的行踪，而且两次收到北京民国政府的电报，4月1日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有关情况。4月24日，他密电国务院、外交部，说班禅的堪布见到安西县知事陆恩泰时表示，班禅在“明日到安”，在安西只是“暂住一二日，即由北套先赴”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待“秋凉后再赴北京”。陆洪涛为此让安西县知事“亟筹待遇，并迅速商承”安肃道，“妥为接洽”，让班禅一行“多住数日，听候中央核示”。26日，国务院回电指出，得知班禅行抵安西，“深为欣慰”，大总统曹锟“甚盼班禅早日来京，已饬预备优待”；库伦“地方不靖，著勿前往”，要求陆洪涛“饬沿途地方妥慎保护”。4月28日，国务院要求内务部、外交部、蒙藏院会商办理“如何预备优待”，内务部在公函中强调“现当蒙藏多事之秋，自应亟谋安抚，以固边圉”，而且“卫藏僻处西陲，比年鞭长莫及，视同域外。此次班禅活佛来京，尤宜待遇优渥，以坚其内向之心，而尽怀柔之策”。至于“如何预备优待”，该部表示“查前清达赖喇嘛等来京觐见，优予礼遇”，都是理藩院主办，并由“各部、署协同料理”，民国以来“蒙藏活佛向未入京展觐，自无成案可稽”，1920年曾筹备欢迎哲布尊丹巴来京，“由蒙藏院会同关系各官署，派员集议商洽一切”，当时会议关于内务部的安排是“派员招待，饬警保护”。因此，该部派员与外交部、蒙藏院协商此事。⑦ 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甘肃各地“优礼”九世班禅及其随从人员。1924年4月25日班禅到达安西县城，县知事“欢迎至县政府，款待一周”，随后又奉命护送班禅一行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安肃道“及各地官民”热烈欢迎。⑧随后，他们继续向东行进，经过西宁时，马麒派代表“欢迎，请大师蒞西宁小住”，班禅以“总统电召，目下未便改道”婉谢，而后经甘州、凉州时又受到官员、民众的“拈香恭迎”。5月9日班禅到达兰州，“军政、官吏、乐队及民众数千人迎接”“用黄布铺道，黄缎饰壁，高扎彩棚”，大总统曹锟还派员到兰州迎候。⑨在兰州，班禅被安排入住金天观，外出时“乘黄轿，衣黄衣，租黄钺，盖黄伞，驺众甚众”，“各处番酋连日来省顶礼，络绎不绝”。6月中旬，他拜会陆洪涛，因“款待优渥，屡鸣谢意，内向之志弥坚”。⑩ 1924年5、6月间，班禅派遣两名堪布前往北京，蒙藏院为此给交通部发函，请该部让沿途各路局发给车票。(11)与此同时，内地各界、各部门作出了反应：一是班禅系统在北京的僧人洛桑、丹僧得知班禅到达兰州，5月26日表示要“带领僧徒随从八人，前往迎迓”，呈请蒙藏院“给予火车护照，准予驰驿，并求赏给川资”。(12)二是内地关心藏事的社团、组织呼吁借班禅东来的机会维护国家主权。5月28日，藏事促进会的秦世昌、刘文通等22人联名呈文大总统、国务院，呼吁“整理西藏以固主权而保领土”。他们强调：“我中华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载在宪法，不容或缺”，但是1912年以后在西藏的施政难以实现，“驻藏办事长官仅能寄居印度，其为我完全管领之川边亦将受藏人侵扰”“致令数千里属地、数百年主权归于放弃，实我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而引为大辱者！”他们认为，当时华盛顿会议“各国已承认西藏为我国领土”“川省亦经吴巡阅使派兵肃清”，又“值班禅倾向中华、问关入觐”，正是“急起直追、力谋整理”的大好时机！他们“或曾身历藏中，或有营业在藏，或里居与边藏接壤、有存亡密切之关系，或曾受藏民选举、有利害相共之责任”，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忍缄默不言”，因此吁请大总统“先责成外交部将中藏交涉从速办结”，命令“驻藏办事长官实行驻藏，行使原有职权”，同时“选派曾任藏事、与班禅素有接洽、为藏人素所信服之重要人员，前往欢迎班禅入京，以为怀柔远人至计”。(13)对于藏事促进会的呼吁，6月10日《东方杂志》在“时事述评”中刊文指出，近来西藏问题引起国人注意，一因九世班禅来到内地，二因“五月中旬间藏人的告警”。该文对中央政府“优礼”班禅有不同意见，认为“班禅喇嘛于四月间离西藏，经新疆而到甘肃。那时北京方面无事可做的蒙藏院得了消息，视为奇货，预备招待来京，并请拨招待费四十万元，意图藉此向政府大敲竹杠。政府也一时莫名其妙，视班禅的行动与解决藏事有关”，还说“北京方面有所谓藏事促进会的，看了内蒙王公因蒙古问题而热闹，也于四月底开了一次会，并呈请政府将中藏交涉从速办结”。甚至悲观地认为“班禅即使果能于秋间入觐，北京政府的所得，也只有微薄的贡礼罢了”。尽管如此，该文也不得不承认英帝国主义“觊觎西藏是无论如何不能掩饰的”，西藏已经告警，西藏问题不容易解决。(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