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邮政脱胎于1866年创办的海关邮政，虽然历经政权更迭，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其国有垄断性质和西方管理模式却始终未变。尤其是依后者建立的人事制度上的公开考选以及财政上的独立收支制度为世人所称道，并被视为中国近代邮政能在动荡多变的时局中维持比较稳定发展态势的制度保障①。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改变这些基本制度。各级邮工组织认为这将会破坏中华邮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双方的纠葛由此而生。1932年初，交通部的邮资加价进一步诱发了政府当局与各级邮务工会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席卷全国的邮务罢工，时称“巩固邮基运动”。 此次运动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其台前幕后亦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然迄今有限的研究成果不是粗略勾勒事态发展的基本走向，就是简单描述一些缺乏逻辑关联的片段，均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②。即使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隐晦，或语焉不详③。这不禁令人疑窦丛生。首先，此次运动的诱因是交通部的邮资加价。按理说，邮政收入的增加是有助于提高邮工待遇的，那为什么邮工组织还要罢工？其次，上海邮务工会等邮工组织一直被认为是受国民党控制的典型“黄色工会”，它们为何要举行旨在反对政府当局的罢工？政府当局又是如何解决这场特殊的劳资冲突的？再次，罢工的最终指向到底是什么？此外，就事件的主体而言，此次罢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而是工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对抗，其表现超出了以往劳资冲突的范畴，发展轨迹与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大多数罢工亦有相当差异。因此，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本相，而且更能丰富体制内工会罢工的研究类型，从中管窥当时工会组织与国民党的真实关系。 一、巩固邮基运动的酝酿 1932年1月底，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所引发的宁粤对峙告一段落，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博弈终于有了初步结果：曾经在宁粤对峙中获利的孙科因财政紧张以及得不到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支持，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其职。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举因宁粤之争下野的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正式宣告蒋、汪合作权力新格局形成。政局甫定，时任交通部部长的陈铭枢就以“减省邮政亏累”为由宣布将采取以下三项重要措施：一是自5月1日起实行邮资加价④；二是取消上年年底邮工刚刚争得的“金贵银贱”补贴；三是限制邮工晋级定额⑤。16日，行政院原则上通过邮资加价方案⑥。然谁都没有想到这一举措竟引起了轩然大波。 22日，北平邮务工会率先反对邮资加价⑦。27日，天津邮务工会亦发表反对意见称：邮政亏累原因实为交通部措置失当。从1929年兴办中美航空公司到1930年成立专门的、独立于中华邮政的邮储总局，不仅没有扩展中华邮政业务，增加收入，反而使中华邮政经济出现亏损。交通部对此非但不反省，反将邮工加薪与邮资加价联系起来，意图挑唆邮工与民众关系，并增加民众负担⑧。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为争取社会广泛同情与支持，天津邮务工会采取的策略就是有意淡化有关邮工福利的内容，以避免落下仅为邮工谋私利的嫌疑，而是突出反对邮资加价，以煽动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稍后，作为各地邮务工会实际领导者的全国邮务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简称邮筹总会)亦公开表示：邮资加价不过是挽救邮政亏损的“治标”之策，唯有改良邮政，归并邮储总局，停止支付航空邮政津贴，确立以邮养邮政策，才能彻底节流⑨。《申报》据此以邮筹总会“不赞成邮票加价”为醒目标题向社会进行了报道。岂料时隔三天，邮筹总会常委发表谈话，声明本会“以为邮票加价，势在必行，但同时更应注意于紧缩政策之实行”。至于日前各报以“不赞成邮票加价”为题刊发本会消息乃是对本会本旨的误解⑩。显然，邮筹总会与平津邮务工会对邮资加价的态度略有不同，这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首先，无论邮筹总会还是天津邮务工会，矛头都指向了航空邮政和邮储分立，其目的是希望借邮资加价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美航空公司开办于1929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交通部为此决定用中华邮政部分收入来弥补其亏空。截至1932年，中华邮政共补贴相关航空公司近270余万元(11)。这打破了中华邮政自开办以来所制定的“以邮养邮”政策，即中华邮政收入除每月交解交通部的正常费用外，政府对其余部分没有支配权，该部分收入要存入银行，以备发展邮政之用(12)。不仅如此，1930年1月，时任交通部部长的王伯群根据其亲信、原邮政总办刘书蕃的建议，决定成立邮储总局，将原本由中华邮政办理的储汇业务转于该局，并规定盈余除三分之一留作公利金及特别准备金外，其余部分均需报解交通部(13)。此举被各地邮工组织认为是国民政府进一步打破中华邮政经济“独立”，方便其随时提取与侵占邮政收入的阴谋(14)。此时，坊间传言进一步加剧民众对该局设立的疑虑(15)。虽然邮储总局一再辩白其成立的“合理性”(16)，但随着邮储分立，邮政收入锐减，以致1930-1932年共亏损1500余万元(17)。为维护邮工利益，巩固组织基础，上海邮务工会联合上海邮务职工会(18)多次上书有关部门，请求彻查刘书蕃，取消邮储分立(19)。而邮储分立的最终决策者与真正支持者恰是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刘书蕃不过是具体执行者罢了(20)。因此，“驱刘反储”受到多方压制，不了了之(21)。然而，时局的变动尤其是邮资加价给了邮工组织旧事重提的可能，但面对仍暗潮涌动的政局，此时邮筹总会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借平津邮务工会来试探当局对津贴航空邮政及邮储分立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