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米进口与民国时期(1931-1935)国内区域市场分割

作 者:

作者简介:
严跃平,男,湖南溆浦人,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经济史和计量经济史,江苏 淮安 223001

原文出处:
武陵学刊

内容提要:

以广东为代表的部分省份,一直是近代中国主要的洋米进口和消费地区,在1931-1935年间,国内出现比较严重的洋米进口与国米剩余并存现象。这种矛盾的经济现象,源于当时国内市场的严重分割性。“冰川成本”模型计量结果表明,考察时期内的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呈现逐渐增强趋势,其原因在于高昂的运输成本以及产粮省份的米禁政策壁垒。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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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7)06-0096-10

      中国一直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但是自清雍正年间开始,政府鼓励免税进口洋米①,从而使洋米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广东是一个典型的粮食不能自给省份,其大米主要依靠暹罗、缅甸和安南等地的进口,在大部分年份中,广东消费洋米数量占据全国进口洋米数量50%以上,其中1912年到1931年,该比例更是高达81%以上[1],可见,广东是当时洋米进口的主要消费市场。而据《申报》报道和当时学者的研究,中国国内产米省份却有多余的粮食,比如《申报》引用《海关贸易册报告》的数据指出,芜湖运往江浙的大米每年都在1 500万—1 600万石左右,即使遭遇水灾,每年也有大量过剩大米[2]。1934年3月7日,《申报》报道了湖南大米过剩的情况:据长沙米业报告,自1930年米谷丰收以来,仅长沙一埠,累积剩余大米逾200万石。按照当时长沙人口及消费情况,可供三年消费,以致“现丰谷米,有货无市”[3]。在湖南很多地区,“两年以来,谷米丰收,剩余过甚,滨湖各县米如山积”[4]。由此产生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问题,即在国内其他省份大米供给相对充足甚至是过剩的情况下,广东为何不直接从这些省份购进米粮,而是进口消费洋米?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阻止广东从国内其他产米地区调剂运输米粮?洋米进口以及1930年代的洋米倾销,势必会影响主要产米地区如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和安徽等省份米粮的价格,尤其是1933年国内粮食丰收,更是出现了丰年成灾年和谷贱伤农的局面。因而,本文以1931-1935年间洋米进口与国内大米市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市场分割视角剖析洋米进口与国米过剩同时存在的深层原因。

      本文以冰川成本模型为理论框架,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研究1930年代中国市场大米的分割程度,并分析以广东为代表的缺粮地区进口洋米的重要原因。考虑到数据收集的难度,只选择了国内较重要产粮省份湖北、湖南和江苏,由于上海是重要的米粮中转地,将上海也纳入分析模型之中,从而考察上述区域与广东的市场分割情况。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洋米进口的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很多学者关注洋米进口问题。他们一般从统计或估计数据出发,分析广东大量进口洋米的实际情况和原因。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即米粮供需问题以及洋米进口的原因。

      有关1930年代中国粮食是否能够自给的问题,虽然没有非常完整的统计资料,但梳理文献和档案史料,根据国际贸易局发行的刊物《国际贸易导报》数据以及当时学者的估计,全国米粮供给缺口并不大,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在1931-1935年间,中国粮食供给不存在问题,即使有部分年份由于灾荒出现缺粮,那也只是短暂现象。典型的观点有,著名农学家张心一曾根据各省粮食产销情况,估计中国粮食“供给与需求相比较,供给差5%”[5]。许叔玑通过估算,认为即使没有洋米进口,全国一年中缺粮时间仅仅只有6.3日,只占全年时间的1.72%,也即洋米进口量只占全国大米消费的1.72%[6]。侯厚培经过估算,也认为“洋米输入占我国米谷消费量约4.3%”[7]。对于广东洋米进口的估计并不多见,只有丁颕在1933年预测过广东米粮供给情况,认为广东每年消费白米6 600万石,需要从国外进口洋米约740万石[1]。

      有较多学者关注洋米进口的原因,其实也就是国内大米不能通畅调剂的原因。主要观点包括囤积投机论、运输成本论以及洋米倾销论等。冯和法认为造成国内米粮恐慌、地区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在于米商的操纵,他们囤积居奇以获高额利润,造成其他地区依赖洋米进口[8]。有些学者认为国内大米运输成本相对洋米进口成本更高,是洋米进口的第二个原因,如张瑞霖和王维新认为,国内米照捐对大米运输具有巨大的阻碍作用,省际间运输壁垒造成国内米价与洋米的差距[9,10]。此外,国外倾销行为也是造成洋米大量进口的重要原因。许涤新认为中国的税则有利于洋米的倾销[11],金国宝认为要对洋米实行从量征税,并且按照丰欠年份区别征收[12]。

      (二)市场分割相关理论及运用

      近年来,很多学者将市场分割理论应用于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研究。市场整合可以通过产出结构、生产效率等方面的数据来测度,但最近很多学者采用相对价格作为衡量市场整合的工具,桂琦寒等认为“价格法”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市场分割的方法[13]。本文所利用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就是这种“价格法”的理论基础。冰川成本模型是1964年由Paul Samuelson提出来的,他认为商品运输成本是商品运输量的一个比例τ,商品在区域间的运输就像“冰川”的移动过程,商品像冰川一样融化一部分,真正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仅是商品中的一部分,损失消耗掉的就是运输成本[14]。冰川成本模型并没有否定传统的一价定律,而只是对后者进行了修正和完善,用两地同种商品相对价格的比例说明区域间的分割程度。表示i和j两个地区的同种商品的价格,该模型认为两者间的变化方向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只要两者的比值在一定区间之内,就可以认为两地市场是整合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任何两个地方的价格不可能完全相等,而是在一个区间内波动。假设损耗成本为某商品价格比例τ(0<τ<1),只有当(1-τ)>(1-τ)>时,即商品价格扣除运输损耗(冰川成本)之后大于目的地同种商品价格,存在套利空间,区际贸易才会发生。当上述条件不能满足时,商品的相对价格/将在无套利区间范围[1-τ,1/(1-τ)]之间波动。在计量检验方面,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结果显示没比值没有单位根,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说明它的方差为固定值,其变动幅度不大,长期来看有回到无套利空间的趋势,则两地之间市场呈现整合状态。反之,如果/P[,j]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则在计量意义上表示该比值序列是一个非稳定的随机过程,其方差随时间呈扩大趋势,在经济意义上则为市场分割趋势增强。Parsley和Wei于1996年在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面发的文章开创性地使用两地相对价格比值的方差Var(/),利用美国48个州51种商品价格构造了一个面板数据模型,测算出美国各地区市场之间的边界效应,认为从Var(/)的变化趋势可以测度市场整合程度,即Var(/P[,j])趋于收窄,则意味着两地贸易壁垒减少,市场有逐渐整合的趋势,反之则相反[15]。本文在比较不同省份市场分割程度时,所采用的价格比值,也是借鉴他们的方法,即用各区域主要城市同种商品价格比值的方差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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