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的误区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彦春,男,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语言哲学研究(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
英语研究——文字与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揭示莱考夫(Lakoff)将转喻扩大到句子层面而引发的弥散性问题,进而分析拉顿(Radden)和科维克瑟斯()的进一步泛化及其所造成的系统冲突和弥散,最后追溯这一问题的哲学渊源并剖析其症结。研究发现,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没有对隐喻进行逻辑的分类和归结,使其理论体系显得混乱与矛盾,二是把隐喻问题无限泛化。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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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语言学打破历时与共时的对立,采取一种泛时性的研究视角,对隐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它揭示了隐喻所蕴涵的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隐喻作为语言表征的基本手段、在语言中的体现方式及其在语言系统和语言应用中的作用等。但我们务必认清隐喻的本质和作用范围:隐喻体现于语言但不等于语言——两者不具有同一性。语言除以隐喻为机制的表征规律之外还有更深层的认知规律,如音系规律、句法规律、形态规律等等。我们只能说隐喻之于语言是一种属性,而且这种属性不为语言所独有;隐喻是横贯语言与非语言的表征机制与手段,而且这种手段不为语言所独有。因此,在我们考察隐喻的本质、机制、认知价值之时,也必须保持高度的学术警惕,以免得出片面的或弥散的结论。

      目前,隐喻研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学界尚未对隐喻现象进行逻辑的分类和归结,因此在其体系之内显得混乱(比如结构隐喻、方向隐喻、实体隐喻不能有效区分)与矛盾(如隐喻与转喻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有把隐喻问题无限泛化的倾向。所以,如果要进行更严谨的理论建构和更有效的实践应用,我们就有必要廓清相关问题,同时尽可能不断地消除后现代思潮瓦解本质、颠覆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彦春,2007:27-34)。隐喻的无限泛化倾向体现于潘瑟和桑伯格(Panther & Thornberg,1998)对命题性转喻和言外性转喻的划分、韩礼德(Halliday,1985,1994)对语法隐喻的确立,而最极端的当属拉顿和科维克瑟斯(Radden&,1999)基于莱考夫(Lakoff,1987)认知理想模式对转喻的阐释。以下,我们仅对莱考夫、拉顿和科维克瑟斯的理论模型进行定点剖析。

      1.莱考夫的认知理想模式与转喻的冲突

      如果转喻、隐喻可以归结到广义的隐喻,那么转喻与广义的隐喻就不是并列关系了;作为一种泛时性视角,隐喻可以揭示语言的表征规律,但是在处理转喻、隐喻之时,我们必须使之各得其所,自恰互恰,否则所建构的理论系统将失去应有的解释力。以下,我们且从莱考夫等人的理论谈起。

      莱考夫(1987:68)是通过将转喻引入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来解释转喻的。他认为,每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结构,是一个格式塔。其所谓的理想化并非柏拉图客观主义,即“理式”意义上的理想化,而是说理想认知模型这种模式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由人的经验所决定、由人所创造的,比如我们关于一个星期的模型就是理想化的——星期七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

      理想化认知模型使用四种结构原则:

      (1)命题结构。

      (2)意象图式结构。

      (3)隐喻映现。

      (4)转喻(借代)映现。

      这几种模型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根据莱考夫的观点,命题模型和意象图式模型构成初级认知模型,而隐喻和转喻认知模型是基于前两者的,具有将具体事物的概念结构映射到相应的抽象概念结构的能力。

      在莱考夫(1987:77)看来,转喻是认知的一个基本特征,即人们利用某事物熟知的或容易感知的方面来代表该事物整体或其他方面。表示“代表关系”的转喻模型具有以下特征(Lakoff,1987:84):

      (1)在某语境中,出于某种目的,存在一个需要理解的“目标”概念A。

      (2)存在一个既包含概念A又包含另一概念B的概念结构。

      (3)在此概念结构中,B或是A的一部分或是与A紧密联系。最典型的是,在此结构中,选择B肯定会决定A。

      (4)与A相比,B具有易理解、易记忆、易认知等特点,或者在特定语境中因特定目的更直接有用。

      (5)转喻模型是关于A和B在一种概念结构中是如何联系的;这种关系由B至A的函数确定。

      根据莱考夫对转喻的解释,我们可将转喻分为两个层面: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在词汇层面转喻很好理解,例如“pen”最初来源于拉丁语“penna”,本义是“羽毛”,转喻最初发生时只用于原始的鹅毛笔(quill pen)。由此可见,转喻催生了新词义。后来,随着书写工具、材料和形状的多样化,“pen”的语义也随之变化,由“鹅毛笔”变成了“钢笔”等(参见罗常培,1996:3)。这种词义变化过程便是转喻驱动的结果。以此可见,转喻与隐喻虽然不尽相同,但在驱动词义变化这方面却是一致的。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转喻性”的机制在词汇化层面上是成立的,这也是传统的转喻观,那么莱考夫将转喻扩大到句子层面,是否合理呢?

      请看莱考夫根据理想化认知模型对下例的分析:

      (1)How did you get here?

      ——I waved down a taxi(or:I have a car).

      ——I drove.

      ——I got into a car.

      ——I parked my car out.

      根据莱考夫(1987:78)的论述,乘交通工具去某地,会在我们头脑中激活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这一模型具体说来包括五个部分:

      ①前提——有或者可以得到交通工具;

      ②乘坐——上交通工具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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