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语言学内部的一场革命，并从六十年代起推动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自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②于2003年翻译出版以来，媒介的话语分析逐渐为研究者所熟知。然而，对于这种方法的学术脉络及其内部丰富多样的研究进路，现有的译介著作所涉的范围依然比较有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艾伦·贝尔与彼得·加勒特编著的《媒介话语的进路》一书，正为我们进一步打开了媒介话语研究的学术地图，也成为管窥这一学术领域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③ 《媒介话语的进路》由话语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撰写的九篇论文构成，呈现了媒介话语研究的多元进路，包括批判性话语分析、文化研究、谈话分析、接受分析、版面设计分析等，并运用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多种媒介形态的文本之中，涵盖了言语和声音效果、图像等更宽泛意义上的信息和内容。通过此书来把握媒介话语研究的学术领域，我们认为其启发意义有三：媒介话语的研究趋势应从语言的文本分析走向深度的社会解释学；其研究焦点从揭示语言的文本结构走向批判社会权力结构；其研究视野从内在的媒介文本结构走向涵盖媒介生产-文本-受众等多环节的动态建构过程。下文将围绕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逻辑和脉络进行探讨。 一、从语言的文本分析走向深度的社会解释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首现于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发表的《话语分析》一文，④它标志着语言学研究从探究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向语言的实际使用研究。语言学家们对话语和话语分析的定义各有不同，但一般认为话语是大于句子的单位，其研究重点是超句结构和语言的交际功能。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话语分析成为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而对于语言文本的分析始终是话语分析的基本切入点。 作为人类言语活动的基本组成，媒介话语无疑是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自然也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比如早期的语言学进路的话语分析，主要用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来探究新闻文本的结构特征，代表作有罗杰·福勒的《新闻中的语言》⑤和艾伦·贝尔的《新闻媒体的语言》。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媒体的话语素材不但容易获及，而且“媒体的使用影响和再现了一个言语社群中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态度”，并且“反映和影响着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构成和表达”。⑦换言之，媒介话语的研究不仅关注媒介的语言文本自身，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从广阔的社会情境中理解语言、媒介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媒介话语的进路》就呈现这样的研究旨趣，这些进路都密切关注媒介文本的形式，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和政治分析的影响。 如何从表层的语言文本分析切入到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深度解释?帕迪·斯坎内尔在本书的《媒介-语言-世界》一文中总结了三种元理论层面的进路：意识形态的进路、实用的进路和现象学的进路，颇具启发意义。⑧ 首先，“意识形态”是批判的媒介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批判性话语分析将社会语境与文本分析连接起来的切入点。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再到霍尔领衔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都为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资源。在本书中，意识形态的进路主要体现在范·戴克、费尔克拉夫和艾伦的文章中，其研究的指向和任务就是在语言或文本中找寻隐藏的意识形态，并剖析其内在的权力关系。所以，这种进路本身暗含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应把媒介和语言当成自然的或既定的现象，而应该被视作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例如，艾伦在《新闻在此：电视新闻话语与领导权建构》中指出，电视新闻的再现过程“完全不是‘彼处世界’的中立反映，而是对于一个诠释社会生活的惯例规则的再肯定”。⑨这些新闻节目通过“现在-在此”的政治格局的话语建构而对社会的权力关系进行再生产，进而对其领导权进行再建构。斯坎内尔也将这一进路归纳为“怀疑的解释学”。在这种进路中，不论语言或媒介都是不可信赖的，研究的最终指向都不仅是语言或媒介本身，而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度解释与批评工作。⑩ 与意识形态的进路相反，实用的进路将媒介和语言视为自然的社会现象，即按照世界原来预期的样式呈现它的可能性，可以毫无成见地将它们看作是简单、常规和日常的工作。斯坎内尔将这种思路称作为“信任的解释学”。在书中，接受分析和谈话分析就是这种进路的主要代表。以谈话分析为例，格雷特巴奇在《谈话分析：英国新闻访谈中的中立主义》一文中指出，访谈中维持中立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访谈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规定了采访者和受访者的角色，也包含了访问者提问、受访者回答的基本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互动的制度化”促使访谈持续进行，维持访谈中体现的对常规意义的信任。所以，新闻访谈自然不同于日常中的谈话，而把社会、媒介甚至观众都纳入到这种语境化的过程中。(11)而实用的话语分析进路正是要不带政治意识形态预设地考察媒介话语自身的特性，特别是着力呈现其作为日常生活中个体参与的话语互动行为的社会意义。 在对以上两种进路进行讨论后，斯坎内尔尝试从本体论层面提出他关于“媒介-语言-世界”的一种现象学进路。他将意识形态的进路(怀疑的解释学)视为“怀疑的存在”，将实用的进路(信任的解释学)视为“无疑的存在”。那么，斯坎内尔所遵循的现象学进路的目标则是获得对这些存在的“本体性”理解，而并非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对此，斯坎内尔有精彩的论述：“认识论的目标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而本体论的目标是对存在的理解。知识总是尚未被认识的，而理解总是已经发生的。知识的结果是权力，而理解的结果是真相。现代性已经将真相降级，而将其看作知识与权力的总和。但真相是另一棵树上的果实。”(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