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研究近年来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1]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新闻生产一词，国内最早出现在2002年。[2]随着一批博士论文聚焦于新闻生产，这一概念被迅速推广，加之随后被视为新闻生产社会学三部曲的《全世界都在看：新左派运动中的媒介镜像》(吉特林著)、《做新闻》(塔奇曼著)、《什么在决定新闻》(甘斯著)分别于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翻译出版，新闻生产越来越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而以人类学方法做新闻室研究也成为新闻生产研究的正统。但也正如英国学者科特尔(Cottle)所言，过去数十年间新闻业(媒介集中与全球化、新的媒介形态涌现、受众分化)以及外部环境(传媒管制、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与重组，都需要我们反思这一正统，并针对处于剧变中的新闻生产场域以及日渐分化的新闻供应生态展开第二波民族志研究。[3]问题是如何反思?如何开展第二波新闻生产研究?这恐怕需要回到第一波研究当中，重新审视其理论脉络，特别是需要对其固有缺陷加以分析，以求得在第二波研究中实现超越与理论创新。 一、新闻生产的研究进路与限制 在美国新闻社会学家舒德森(Schudson)看来，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Weber)。从社会身份来看，他将新闻记者等同于某种政治人物。但是，对新闻机构如何生产新闻产品的正式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把关人”研究方才开始。[4]把关人概念本来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Lewin)提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怀特(White)将之运用到新闻研究当中。怀特通过对电报编辑工作研究发现，“新闻”的选择并不是依赖什么新闻价值，而是与编辑自身的经验、兴趣密切相关。[5]而美国新闻学者吉尔伯(Gieber)却并不赞同怀特的研究，他认为编辑们通常“考虑的是生产目标、行政惯例以及编辑部的人际关系”。[6]不过，在舒德森看来，无论是怀特还是吉尔伯，都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新闻生产。[7]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改变。 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塔奇曼(Tuchman)出版《做新闻》；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甘斯(Gans)出版《什么在决定新闻：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新闻、全国广播公司(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1980年，美国社会学家吉特林(Gitlin)出版《全世界都在看：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同年，美国学者菲什曼(Fishman)出版《产制新闻》。连续三年，多部力作出版，一时掀起了一股新闻生产研究的热潮。菲什曼在其研究中指出，这些研究的分析单位不是个体把关人，而是作为复杂建制的新闻机构，传统的研究关注的是新闻的选择性，而这些研究关注的是新闻的创造性。[8]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知识论议题，摒弃了功能主义的遗产，转而关注生产与过程。[9]这一研究取向将新闻视为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而不是被发现的，由此开辟出一种全新的研究层面。[10]也自此开始，新闻室民族志成为新闻生产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尽管这一取向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人们对媒介的理解，然而今天看来，这一研究取向也仍然存在“盲点”：一是由于过分注重组织约束，使得分析过于倚重新闻常规，导致对记者行动的忽视；二是广电时代的记者被描绘得相当同质化；三是过于关注官方信源的权力，而没有区分掌权者的多样化层级或其新闻处理的细微差别；四是没有探究记者的受众观；五是新闻室研究假设新闻是给公民传递信息的业务，而不是探究其在支持积极社会价值观中的角色；六是这些研究只是与研究者的时代一致，今天需要被重新考虑。[11]而且以塔奇曼的研究来说，如塔奇曼之意是对一个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做细致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但知道了新闻组织的这般建构又如何?除了证明是建构，在理论上又有何种建树?就这个角度看，塔奇曼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12]这样的研究旨趣与局限跟那个时代及其流行的理论观念密切相关。 二、新闻生产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理论背景 从哲学方法论的眼光来看，当人们正在思考某个问题或正打算提出某个问题时，他们总是置身于一定的“问题域”内来思考问题或提出问题的。换言之，这些问题的逻辑可能性空间，正是由他置身于其中的问题域先入为主地加以划定的。[13]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研究都会受到问题域的限制，不可能超越自身。研究者的问题域总会受到其知识图式、社会背景、行动资源和激励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反越战等社会运动中，电视等大众媒体担当了重要角色，引发社会学家们极大的研究兴趣。美国学者罗胥克(Roshco)在197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第一章中写道，“目前正是新闻社会学家大展身手的好时机”。[14]由此诞生了一批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而这些研究均来自于社会学家。 这些社会学家利用自身的理论库存，展开对社会发展中日益重要的媒体进行研究。美国学者斯通贝利(Stonbely)在分析新闻室研究时指出，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是其三大理论背景之一。[15]塔奇曼的《做新闻》最核心的理论发现在于：新闻是社会建构的现实。[16]塔奇曼自称，这一观点受到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的深刻影响，因此塔奇曼在《做新闻》一书中专门将“现实的建构研究”(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作为副标题。也就是说，塔奇曼是将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作为社会建构理论的一个理论注脚来看待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建构理论?它对新闻生产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英国传播学家麦奎尔(McQuail)指出，社会建构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提出的。[17]1966年，他们所著的《现实的社会构建》出版，这本书以现象学的方法探讨知识社会学问题，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1997年，国际社会学会(ISA)邀请其455位会员每人推荐5本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在近千本被推荐著作中，该书位列第五。在该书中两位作者认为，人与社会是互为产品的，社会是人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就是主观现实/意义的客观化，以及透过外化过程而建构出的互为主体性的现实，是一种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循环往复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