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1 一、“反思”缘起 “田野作业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界定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标准。”①拉比诺在著名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译本序《哲学地反思田野作业》开篇这样提到。的确，当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民族志被人们广为接纳后，“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②继而，人类学的民族志依托田野作业并将其逐渐总结形成一整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学术规范。 长期以来，田野作业多集中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该专业的研究者要通过田野作业，才能完成学术生涯中的“成年礼”。之后，田野作业也逐渐进入到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中，例如教育学的研究中，有学者在校长办公室展开田野观察，近距离审视学校如何运行，特别是学校日常工作是如何开展的。③医学研究领域中，有研究者深入到法国社会的中医师社会生活中，观察地道的法国人如何重塑和想象全新形态的“中医”，以此来讨论文化交流的问题。④其他领域不一而足。而在新闻传播领域，近些年也有较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田野作业的方法展开调查与分析。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学界兴起“新闻室观察研究”，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都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由此产生的“新闻室观察研究”特指“研究者在新闻机构里进行长时间的观察，甚至当起记者，亲身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然后根据观察所得，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新闻制作过程做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新闻内容如何受各种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因素的影响”。⑤显然，在这里，长时间的观察、亲身的参与是研究者了解新闻生产过程的基础。除了新闻传播本身的研究领域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传播学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对话，从而延伸出新的研究对象和讨论议题。如丁未在深圳对“攸县的哥”这个边缘群体的田野作业中，探讨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的问题。⑥这个研究用李金铨教授的话说，是传播社会学的杰作，是将“地方经验”提升到“全球理论”的一个范例。⑦ 在诸多研究领域中，田野作业和个案考察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凸显，它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深层结构，抓‘典型’，从中演绎出特有的洞见和层层叠叠的意义”。⑧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媒介人类学研究实践和探索中，研究者也较多地运用了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方法，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开始显现。在我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后，不少研究者开始在此领域中探索，对此，郭建斌曾做梳理认为，在中国内地的新闻传播研究中，最早使用田野调查方法并有较大影响的是陆晔和潘忠党的《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在为期3-6个月的参与观察中获得资料。几乎同一时期，孙信茹也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位于云南元江的一个社区(甘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考察，这是一篇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硕士论文。⑨2003年，郭建斌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乡进行半年的田野调查后，完成了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第一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⑩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宽，田野作业的方法也被更多的学者运用，自此，“这是一个每个人类学家都应是媒体人类学家，每个传媒研究者都是人类学的传播学者的年代”。(1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研究者都较为重视田野作业的方法。较多的研究者不仅在实践田野作业方法，同时也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思考该方法的规范性、有效性以及研究者的伦理等一系列问题。李金铨在为丁未著作所做的“序言”中提到：“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学者应该如何自持?学者和研究对象如何保持互信而不逾矩?学者是否可以隐藏身份?学者如何妥善使用田野记录，才不辜负对方的信任?”(12)事实上，这样的反思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有着诸多的讨论和共识。尽管人类学界从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的田野观察标准之后，就力图“客观”“真实”地呈现研究对象，“不惊扰里面的住户”“社会科学家的这样一个理想化状态符合富有威望的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科学标准”，(13)但是，这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研究者和田野对象开始遭遇之初，就必定会面对来自人与田野现场的各种“拷问”。 这些讨论，涉及的是田野作业的具体操作及其如何检验研究真实性等问题。然而，除了面对媒介人类学田野作业中的工作规范、研究者自我角色以及与被研究者关系等问题之外，事实上，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更大的现实情境则是整个社会已然和传统社会产生较大的差异，社会多个层面的流动性和交往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媒介作为一种中介和技术如何嵌入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还必须将媒介看作社会转型与变革中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或重要力量，去关注媒介和特定社会、人群复杂的互动及关系。这种转变，意味着研究者应注意当下媒介人类学中的“田野”范围的改变，同时还必须去思考特定方法的使用对研究议题所具有的实质性价值和意义。因此，媒介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可以跳出对研究方法一般操作和运用层面的讨论，让我们去直视田野作业所面对的那些变化了的社会情境，那些延伸和改变了的空间，当然也要重新理解传播与媒介、研究个案是否可进行更深的拓展等问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展开一些讨论及反思。 二、媒介人类学和田野作业 要讨论媒介人类学和田野作业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追溯两者之间的渊源。在人类学的研究历程中，人类学家较早地将“媒介”引入到研究过程和方法中，但这种引入在早年更多停留在将其看作完成研究的辅助性工具。美国人类学的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就曾鼓励学生在田野调查中用拍摄照片的方法记录材料。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经典之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4)中的田野资料得以搜集和建立起来，依托的重要来源就是日本电影。在和美籍日本人一起观看日本电影的过程中，她对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做出解释。之后，在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电影的研究中，媒介不仅成为基本的记录工具和作品呈现手段，甚至影像本身就成为研究对象。例如，一些研究者在少数民族社区将照相机或摄影机交给村民，由他们自己完成拍摄，从而探究媒介对他们文化的改变及当地人如何运用技术来“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