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新闻业(journalism)是一个专业(profession，也有中译为“职业”)①；将新闻从业者称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更是如美国传播学者哈林(Hallin，2000：221)所言，“意义模糊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可疑的”。但是，19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举足轻重，启迪和激励了中国新闻从业者，他们运用这一话语资源，借助市场力量展开创新实践，创造了新闻改革的新局面(陆晔、潘忠党，2002)，也成为今天一些从业者忆述中国新闻业“黄金时代”的重要资源(李红涛，2016)。 今天，新闻业正“面临危机”：②报业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出现“断崖式滑坡”；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正快速失去受众和追寻受众眼球的广告商；各种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正以非中心、即时更新、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成各种“我群”(in-group)的新闻性信息，不仅稀释甚至取代专业新闻从业者生产的新闻，而且削弱新闻机构搜集和发布事实性信息的“文化权威”(Carlson，2017)，颠覆所谓传统的“新闻范式”(谢静，2016)。与此同时，新闻业凝聚力不再：资深新闻工作者纷纷离职转行，或者自行创业，新闻业不再对青年学子具有感召和吸引力。宏观的环境似乎正愈加严峻：国家权力不仅规制内容生产，而且操盘市场；资本运作和增值的逻辑近乎成为媒介发展、新闻创新的唯一逻辑，“吸引眼球”“商业模式”“价值创新”等近乎成为“媒介融合”和“新闻创新”的基本考量(李艳红、陈鹏，2016)。 既然新闻业正在被消解，再谈“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和规范岂不近乎冬烘?首先，西方的新闻职业理念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引入中国，岂不要么水土不服，要么淮橘为枳?其次，西方，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原生地”的美国，不也进入了所谓“后真相”时代吗?在“信息的生产和发布全民化”的新技术时代，召唤并规制组织化生产中的专职新闻从业者的规范体系还有什么现实意义?第三，作为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客观性原则不也就是新闻从业者树立其文化权威的一个“策略性仪式”(Tuchman，1972)吗?如何可以较真?第四，既然所谓“专业”其实是从业者们对其职业的准入和评估的管辖权(Abbott，1988；Larson，1977)，那么，专业主义不也就是正当化这一权力结构及其之下的职业管辖权的意识形态吗?其中哪有公共服务的理想和情怀?对新闻专业主义如此这般的质疑，在学界时有所见，在业界也颇为盛行。 正是在这个当口，这个以新信息技术全方位重构新闻以及以之为方式的社会交往、新闻专业主义备遭质疑的当口，我们撰写此文重提新闻专业主义，这其中有对它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进一步阐释，更有对它的提倡和弘扬，并进一步提出它如何——可以并且应当——与新技术时代的公共生活(civic life)的重建相勾连。③本文认为，在当前这个中国社会变革和以新信息技术重塑公共生活的拐点，新闻专业主义仍在继续释放其激励和开拓的力量。同时，我们需要在“元传播范本”(template of meta-communication)的层面来阐发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规范特性，将它从工业化生产情境下的职业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中释放出来，应用于全社会生产和发布信息，确定事实性(factuality)并以此展开公共生活这个公共交往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围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生活?”这一议题，我们将探讨专业新闻工作者在践行、阐发和倡扬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中已有和可能有的实践及其意义。 一、新闻专业主义再阐释 在中文语境中，“专业”指的是以特定知识系统为基础的从业领域，进入该领域必须习得这些专门知识，获取相应的操作技能，并建立以此评估工作成绩的眼界，也即高质量、高水准的衡量标准的内化。对于新闻业来说，因为要呈现大千世界，它还需要有些新闻从业者专长于某一领域，成为该领域某种程度的“专家”，以实现报道的“高质量、高水准”。一个新近案例很清晰地体现了这个理解：微信公众号媒通社(mts1000)于2017年7月21日推送文章赞扬《新京报》，认为它好就是因为“新闻专业主义是新京报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它体现在：(1)专业主义的操作手法，事实核实清楚、表达准确；(2)记者编辑有各自“专业的学科背景”。 这些当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值得再三强调，形成业界不懈的追求。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何来“主义”?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些专门知识和技能，这些严格的质量标准，它们究竟服务于什么?与这一目标相结合的专业化操作和标准需要什么制度安排才能得以保障并且有意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我们对此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除了这些专门知识、技能、操作过程和评判标准外，新闻专业主义“还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陆晔、潘忠党，20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