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D676.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7)04-0036-11 近年來，本土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再度呈勃興之勢。在西方，本土主義主要表現為反對過多移民的一種“本地人優先”之自閉排外思潮。本土主義原來比較集中反映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典型的移民國家，近期在受“移民潮”侵擾的歐洲(如丹麥、瑞典、挪威、芬蘭、德國、法國)也日益凸顯。在亞洲，新加坡等國也出現針對中國移民的本土主義。本地人往往認為外來移民威脅到了他們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統治地位。①經濟上，移民會搶佔工作機會和社會資源，濫用社會保障制度，加重社會負擔。②當經濟發生衰退時，本地人對移民的反對聲會更大。③文化上，往往因為身份認同的不同，而出現本地人抵制外來移民的情況。Fetzer根據其對德國、法國和美國的比較研究，指出外來移民與本地人之間的不同文化是構成本土主義的重要因素。④ 香港也未能免於這股浪潮的波及，本土主義興起並泛濫。香港本土主義強調經濟上本土居民的優先性以及文化上的純正性。吊詭的是，香港作為中國“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都市，其本土主義針對或者排斥的主要對象卻並非外國或外族群，而是祖國內地或內地同胞，並帶有右翼民粹主義特徵。更嚴重的是，香港本土主義日益政治化，與各種極端的政治主張相結合，成為一些分離主義勢力的政治包裝。右翼民粹化和政治化的特徵表明香港本土主義正在走向一條異化之路。 由於其相較於一般意義上本土主義的特殊性，本文將香港本土主義界定為：面對內地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口因素所帶來的壓力時，重新提倡和肯定香港本地社會固有文化和生活方式，將本土意識中“生於斯，長於斯”而生發出來的對本地的熱愛與自豪轉變為防禦性的身份認同建構，並由此在政治上形成強烈的“族群意識”與“香港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一種思潮。這一界定有三個特徵：1)區分本土意識與本土主義，香港本土主義是香港本土意識的強化反應；⑤2)香港本土主義不僅涉及到經濟制度認同、意識形態認同和文化認同層面，還牽涉族群認同和政治認同層面；3)“香港命運共同體”意識“合法化”了香港本土主義的一系列社會抗爭活動。 本文先簡要梳理香港本土意識的產生與發展，再結合近幾年香港社會環境尤其是政治環境的新變化、新特徵，探析香港本土意識如何演進為香港本土主義，並逐步右翼民粹化和政治化的。在此基礎上，針對香港本土主義異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因應對策。 一、香港本土主義的歷史源流 (一)回歸前香港本土意識的發軔與發展 在英國殖民統治早期，香港由於其移民社會的性質，沒有所謂的“本土”概念。對於漂泊的移民來說，香港不過是一艘“救生艇”，是輾轉通向別處的暫時過渡地和中轉站。這種無根漂泊的生存狀態，自然無法產生在地的本土意識。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香港本土意識的發軔提供了外在刺激和驅動力。在冷戰格局下，如何杜絕“紅色中國”擴大和蔓延其影響，是港英政府考慮的頭等大事。港英政府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消弭中國新政權帶來的影響。在地理區隔上，港英政府實行了嚴格的入境管理制度，加強邊界管制；在人口管理上，開始居民登記及身份證發放，明確哪些人是香港居民；在教育上，實行“疏離教育”，迴避國家、民族等政治問題；在管治手段上，引入“行政吸納政治”，既減少本土精英的反殖抵抗，又進一步疏離他們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在社會民生上，進行治理改善，回應了香港居民的部分民生需求；在微觀權力運行上，加強了各種隱形的社會文化規訓。 如果上述因素是港英政府刻意製造的“拉力”的話，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一些客觀現實則無形之中形成了“推力”。這主要表現在1945-1949年國共内戰、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和1966-1976年“文革”期間內地居民為了避戰避難避亂而大規模逃港的三次移民潮，以及香港“六七風暴”後受中共領導和支持的香港“左”派人士漸失民心。推拉力的交互作用下，香港居民對祖國內地的政治形勢情緒負面，情感認同日漸疏離。但此時仍未有明確而強烈的“香港人”意識，香港居民反而處於一種“非英非中”之身份認同的迷茫中。 20世紀70年代，香港本土意識取得突破性的“覺醒”和自覺。快速的工業化令香港經濟騰飛，形塑了打拼致富的“獅子山精神”；“嬰兒潮一代”不再有“難民心結”，“生於斯長於斯”的生活經歷催生出了“家”的感覺和自省；港督麥理浩社會治理的改善更增添了香港在華人社會的獨特優勢；粵語流行文化的興起與繁盛映照出香港文化的獨特魅力；“火紅年代”各種社會運動(如中文運動、保釣運動等等)鍛造了新時代香港居民的所謂“公民意識”。源自於活生生的生命體驗的本土意識逐漸成形，“家是香港”開始逐步植根於香港居民的心靈與大腦。 很顯然，這一波本土意識誕生於一個欣欣向榮的時代——經濟高速發展，物質開始豐盛，人權、產權及自由得到保障。⑥相較於祖國內地在70年代的經濟落後和生活困頓，以港式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為支撐的“香港夢”(Hong Kong Dream)，被證明為一種“成功”的意識形態。乃至到了80年代，“高度發展的本土意識也是以經濟為主軸，形成為一種帶高傲心態的‘大香港主義’，視大陸人為文化相對落後的‘他者’。”⑦這種一路高歌猛進的本土意識，隨著歷史進入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而遭遇挫折，並開始反彈。一方面，許多香港居民非常認同不涉及政權因素的“抽象中國”，有著比較強烈的“大中華情結”，自願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但另一方面，幾次移民潮的經歷加上港英政府刻意的“洗腦贏心”工程令不少香港居民對祖國內地心懷恐懼。因此，此時香港社會的總體氛圍是香港居民不會質疑“香港屬於中國”這一觀點，但對於回歸卻並不樂見其成。是否需要回歸、以何種方式回歸成為當時社會爭論的重大議題。面對所謂的“九七大限”，香港社會內部出現了巨大的分化。一部分人拋棄香港移民他鄉；一部分人留在香港繼續觀望；還有一部分人因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而對未來充滿期許。這個時間段，香港居民的本土意識在各種複雜的情緒中得到進一步強化，部分人甚至試圖從英國統治的殖民主義遺產中開發所謂的“核心價值”，以區別於祖國內地。於是，本需要批判反思的殖民主義遺產卻吊詭地回潮成為一些香港居民甚至要捍衛的政治及文化基本結構。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