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7)05-0001-10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论述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起全球范围的政经学界与公众媒体极大关注，显现民众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关注与担忧。①19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先进工业国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全球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引发的分配恶化问题随全球经济增长减缓而加剧，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在东亚地区明晰呈现出分配恶化的政治与社会效应。② 经过数十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台湾已深嵌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长期成为岛内主流公共论述。与此相伴随的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基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两岸经济整合程度逐步增高，大陆经济快速崛起，台湾政治与经济的前景与未来愈发无法独立于大陆，③两岸关系作为联系国家认同与经济成长之间的桥梁而成为岛内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太阳花学运”等“反服贸”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岸经贸往来刺激了部分台湾民众对贫富差距与阶级不平等恶化的焦虑与不满，④以及贫富差距扩大催生一整套社会动员力极强的阶级政治话语体系，为新时期台湾社会运动与选举政治提供精神养料。⑤ 一、社会分歧与选举竞争 “分歧”(cleavages)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分歧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及利益协调需要政党作为专门且必要的政治“掮客”，学者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与罗坎(Stein Rokkan)所开创的“分歧理论”长期成为政党与社会结构关联性研究的主流。1960年李普塞特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认为现代民主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均透过政党来表达，存在有“民主阶级冲突”现象，而政党基本上类似是将“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角色。李普塞特观察到，多数收入较低者投票支持左派政党，较高收入者多投票支持右派政党。⑥1967年，李普塞特与罗坎在《分歧结构、政党体系与选民联盟》一文中首次提出“社会分歧”概念，并共同发展了社会分歧结构与政党体系理论，他们指出由于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两大历史变量的介入，欧洲社会出现宗教—国家、中央—边陲、土地—工业、资本家—工人阶级四种政治社会分歧，他们将社会结构分歧与政党发展相结合，认为政党的形成反映社会分歧，并在政治体系中形成政党分歧。⑦李普塞特与罗坎的社会分歧理论比较成功地将社会结构变迁、选民投票与政党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连接，其研究虽然着重于社会分歧与政党体系，但以此为基础的衍生性“分歧理论”依旧在“社会与政党”关系研究中扮演核心角色。 1970年代之后，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化，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形成新的集体意见，许多新兴政党随之兴起。与西方后工业(post-industrial)革命浪潮伴随而生的诸如环保、女权、废核等社会议题逐渐发展为新的社会与政治分歧。以许多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念调查为基础，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后物质主义价值”概念，用以表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民众的价值观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这种与代际经验密切相关的变化正在重塑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⑧以此标准，社会分歧可分为前、后物质与物质的区别，前物质主义价值方向的社会分歧涉及族群、宗教等议题，物质主义价值方向的社会分歧涉及典型“旧”政治所专注的经济成长与稳定、军事与社会安全等领域，后物质主义价值方向的社会分歧多涉及注重自我表现的幸福价值观，过去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价值差异”来呈现。⑨ 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社会分歧是以物质分歧为主，即依照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划分“左”与“右”的分歧，所谓“左”是指比较重视分配，倾向政府积极以福利与税制政策进行分配调节，所谓“右”倾向市场决定分配，政府少干预且希望政府减税来刺激经济成长。政党一般要沿着社会分歧采取其立场，并且争取成为分歧议题的倡议者，才不会削弱政治影响力。在政党与支持基础的关系倾向方面，一般是靠左的政党倾向于向劳工寻求支持，靠右的政党倾向于向中上阶层寻求支持。⑩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分歧，往往会呈现出族群与宗教类的前物质特征，并未如同西方国家的政党采取一定的“左—右”立场分野，本文所要探讨的台湾案例即是如此。 由于社会分歧会成为政党与民众的连接内容，因此社会分歧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分歧与政党立场，由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各国特定的情境会形塑政治精英与群众结合的模式，两者的结合方式与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内部政治竞争或冲突的潜在基础。政治精英籍由政治分歧寻求民众与社会团体的支持，一般民众也多与政治精英形成疏密不等的关系联结，以使他们的利益得以在决策过程中被代表，政治精英如此也获得群众基础的支持。这种制度性架构一旦被建构，长期稳定会产生增强效果。若政治精英与民众在特定议题上的联结越发紧密，政治精英及其派别会成为一般民众做出政治选择的思考框架。另一方面，工业民主国家中的民众一般也不需要太多的政治资讯以及太高的政治能力，即使他们不很了解左/右、保守/自由等意识形态的意涵，但因为政党与政治人物在政治过程中已经将复杂的政策选择简化处理，所以民众只要通过若干途径或启发，即可在各项议题上找到代表左/右、自由/保守的立场。(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