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目光下的劳动群众：毛泽东的唯物主义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建立在包含着主体的世界整体性之中，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体，它不仅告诉人们世界的本质属性如何，而且还作为准则指导着主体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以世界本质的物质属性为基础，以内外因公式和人本质的社会性原理为工具，毛泽东的唯物主义要求主体务必通过调查研究来正确把握外在世界的客观属性，以此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正确地解决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讲，也即是通过生产一线的劳动群众提供社会生活的感性材料，而后以阶级分析法对之进行理性升华，以此把握客体的本质，进而以之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忘我地投入推动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活动当中。这种以阶级目光审视下的劳动群众为内容的唯物主义，不仅是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革命的理论总结和指导，同时也包含着批判和超越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因此对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自《现代哲学》2017.6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从《新民主主义论》谈起 罗建华 在特定历史形势作用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指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便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思，勾勒出美好的社会建设蓝图。这些设想一方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近代思想家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吸收和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严肃认真调查所得的认识与信息以及对社会历史运行机理的深刻洞察而做出的设想与展望，在保证其前瞻性的同时又与现实社会血肉相连。主要集中于《新民主主义论》当中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无论是放置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脉络与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还是安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坐标系之上加以考量，其贡献都不容小觑。这些设想为中共在与多方力量争夺话语权过程中的强势胜出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为抗战凝聚了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非替代性贡献，同时也细化、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和国家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摘自《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7.6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推进中国农民革命化的探索 章征科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进程的基本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这其中引导中国农民实现革命化的探索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化的理论与实践，首先是在总结民主革命教训的过程中从正确认识农民阶级中存在的问题开始的。他认为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最深，历史地存在着家族主义、乡土观念、地方主义、利己主义、自卑心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但毛泽东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相信农民反抗的合理性，相信农民有追求革命和进步的自觉性，因而农民革命化完全可能。为此，他从战略上肯定了中国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并深入农村，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中国农民革命化的进程。毛泽东推进农民革命化的探索，一方面改变了农民自身受奴役的地位，改变了中国农村政治结构，另一方面依靠农民的革命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同时还解决了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相脱离的现象，确立了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相结合的新型关系和标准。 摘自《苏区研究》2017.6 毛泽东与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与习近平同志的文化自信思想有四点共通之处，其一，两者具有共同的理论根基，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其二，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立场，即自觉服务于人民大众明确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其三，两者具有对待外来文化的共同态度，即坚持“拿来主义”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秉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理念；其四，两者具有共同的历史任务，即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发扬光大，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两者的不同点则在于理论布局的差异，将文化自信落实到价值观自信而加以阐发是习近平对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之处。在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下，对毛泽东与习近平同志的文化自信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总结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经验与途径，对于推进当代先进文化建设、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与综合国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自《观察与思考》2017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