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毛主义繁荣于1966年至1976年。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经过缓慢的发展，法国毛主义在中苏分裂之后，由于国际和国内情况趋同而兴旺。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它变得萎缩，正逢20世纪70年代后期远东激进主义持续衰退，法国毛主义已大大褪色，至今其影响范围只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毛主义在法国被接受，受制于“理论旅行”的沧桑变迁——将毛派主义思想翻译传播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紊乱和创造性思维①。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精英，特别是在著名的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及像阿尔都塞、让·卢克·戈达尔、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让·保罗·萨特和菲利普·索来思这样的大思想家中扎根。毛主义进入法国正逢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力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以及法国向可取代的激进主义开放时期。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红宝书”，以及多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以这样一种方式与中国国内遥相呼应，为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沃土。 一 法国毛主义的兴起 毛主义在法国是一种另类共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与苏联结盟的法国共产党对1962年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模糊立场，反映出对反殖民主义的失声，以及它对帝国和种族问题持观望态度。年长的共产党人还因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战斗精神的衰落以及该党的去斯大林化感到失望。20世纪60年代，年轻的法国激进分子在非殖民化和“第三世界主义”中的灵感来自中国、古巴和越南。年轻的毛主义者抗议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导致了与右翼学生的街头暴力冲突，沉淀了1968年5月至6月的学生和工人的暴动，演变成二十世纪欧洲最大的罢工。1968年5月开启了一个以政治激进主义和现有共产党的急剧衰落为特征的时期。毛主义被证明是“68年”出现的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倾向。 古老的共产主义者和年轻的激进分子之间的代际分裂也导致了法国毛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也就是贝尔登曾经称为“阶级”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之间的区别②。1966年6月，共产党的“成年”异议人士在中苏分裂后发起了他们自己的运动，于1967年12月成立毛主义主导的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③。这个党一直持续到1976年，它是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具有严格的纪律性、秩序性和保密性。一些学者更感兴趣的是1968年后在学生和年轻激进分子中发展起来的法国毛主义的反等级旗帜。这一现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巴黎高师的学生，他们在与老师阿尔都塞研究学习马克思时，于1964年成立了毛派主义“团体”。在尝试从内部控制共产党的学生组织后，他们打破了这一局面并在1966年12月形成了自己的团体：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那一个月，他们与法国共产党的决裂达到极致，他们在自己创办的杂志《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笔记》上公开出版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别专题(阿尔都塞贡献了一篇匿名文章)。恰逢他们内部的政治和理论争辩，显然，法国巴黎高师的毛主义者大都略过了1968年5月风暴这一大事件——一个错过的任命导致了自我批评和随之而来的团体解散。 1968年10月，巴黎高师毛派主义的核心人物加入了五月风暴事件的反独裁领导人群体，形成了无产阶级左翼，这一运动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被公众认为是毛主义的同义词④。克里斯托弗·布希勒认为，在“1968年5月之后的所有毛派主义组织中，”“无产阶级左翼无疑在数量和文化影响方面是最重要的”⑤。这一团体活跃于城市、工人阶级郊区、移民社区和农村地区。它有专门用于高中、大学、媒体、宣传、军队、妇女、电影、健康、堕胎、国际左派主义、监狱以及包括工厂在内的部门⑥。它进一步吸引知名人士参与其事业：当真正的主编被捕时，萨特成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在毛派主义战斗精神的边缘地带，福柯帮助推动成立了监狱情报团体，调查政治犯人和普通犯人的背景。留下了党性结构的僵化，无产阶级左派反分裂的毛主义试图引导1968年的反叛精神，使斗争场所多样化，最重要的是将文化和日常生活引入解放的材料和转型政治中。最终，该团体的反等级制度敏感性使它自己无法保持组织的团结，并在1974年解散。 二 《毛主席语录》与法国毛主义的繁盛 1968年后，法国毛主义发展达到顶点，但是即便在五月风暴之前，毛主义更多地是通过法国流行文化而产生影响。《毛泽东语录》的法语版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当时正值小而不贵的书籍占领欧洲图书市场。《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又称小红书)出版了两次，第一次是1966年12月外文出版社，一年后法国出版集团Editions Seuil再版。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八月中旬宣布决定出版“大量”毛主席的著作，11月中旬在北京信息周报上第一次广告宣传外文出版社的版本。外文出版社也在1966年出版了《选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尽管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将俄语版本译成法语的非正式版本⑦。通过描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权力使法国观众做好了接受红宝书的准备，他们将毛泽东称为“革命人民的灵魂”，高高飘扬的“红旗”，用其“放射性光芒”“照亮整个世界”的冉冉升起的“红太阳”，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智慧和勇气的无穷来源”。读者们被劝导“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整个国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的神奇魔力在故事中被阐述和赞赏，比如关于3211钻探队的故事，他们依靠主席的诫勉扑灭一场巨大的工业火灾。当红宝书进入法国时，《北京信息》报道了它在澳大利亚和巴西的成功。 1966年12月底，罗伯特·吉兰在《世界报》上宣称他获得了第一本法语版的《毛主席语录》。然而，其内容“既不易懂也不简短”；毛的思想抽象并充满挑战性，对那些不讲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是难懂的。吉兰鼓励他的读者不要嘲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坚持他们每日读语录的图像，因为红宝书提供了“连贯的思想”，引导具体的行动，能够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他们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吉兰援引中国经典的形象“东亚病夫”，将它与红卫兵的“爆炸性健康”形成鲜明对比。1967年1月，四千本红宝书的复印本在巴黎销售一空⑧。2月，法国新闻报纸报道说《毛主席语录》的英语版在美国售罄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