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别自古有之，但现代城市的兴起与城乡对立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追求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这种集中带来的规模效应提高了经济效率，但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城市的无限膨胀和农村的普遍衰败。村落的终结并不可怕，但问题在于，以城市消灭农村真的就能够破解二元结构吗？城市化真的能够让广大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吗？城市化就等同于现代化吗？ 一、近代以来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一)西方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 近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经历了城乡分离和对立的过程。由于人口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会产生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各种资源自发地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小城市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变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很小比例。① 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把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归纳为一般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同样的路径，就能达到发达国家同样的发达程度。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认为，传统的农业部门是落后的，农村存在大量“零值劳动人口”，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而在城市的现代部门(主要是工业)是先进的，可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农业部门吸收过剩人口。由于农村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工资可以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有利于工业资本的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只有通过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两部门才会趋向协调发展。②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正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城乡分离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③在资产阶级时代，城乡分离的速度加快了。“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④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城乡分离的历史进步性。城乡分离形成的分工和生产社会化，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分离也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交往的社会化，使个体摆脱传统的纽带，摆脱了封闭和愚昧。“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⑤但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把城乡对立作为永恒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史观指出，工农城乡对立只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历史进步性的思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而只有现代的工业化城市才能创造这样的生产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面对的是极其险恶的外部环境，快速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是关系到苏维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套体制能够更加有力地把资源集中在城市，使得苏联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强国。这种成就感显然强化了苏联领导人的城市中心主义思想。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要消除城乡对立，其途径不是发展农村，而是进一步发展城市，通过城市来带动农村。“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⑥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乡对立是历史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任何挑战客观规律的行为都属于唯意志论，并且必然走向失败，遭遇客观规律的惩罚。至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城乡融合，则被推迟到十分遥远的未来。⑦ 二、毛泽东工农城乡关系探索实践的“反规律性”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所面对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从理论上来说，资源在城市的集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资源集中程度越高，越能够产生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英国等早发现代化国家，人口和资源自发地趋向集中，后来的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赶超先进国家，都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人口和资源的集中，从而更快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毛泽东本人也曾经认为城市化是发展的一般规律。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出：“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⑧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地希望实现工业化。由于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国的工业化也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接受了苏联的工业项目援助，在城市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较短时间内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度重视发展城市和重工业、忽视农业和农村造成的负面效果也显露出来。这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警觉。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⑨中央开始对苏联发展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试图超越传统发展模式，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