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公民权利意识逐步提高，打造“透明政府”、实现政府善治已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发布的《财政透明度指南》中认为国家审计是提升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手段。刘家义审计长提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保障，发挥着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也阐明了国家审计在权力监控、加强问责、提升财政透明度方面的重要作用。1982年5月，我国就已加入了INTOSAI，但由于制度环境与其他成员国相差较大，国内对INTOSAI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随着我国预算改革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制度的构建，这种制度环境差异正在缩小，有必要基于INTOSAI视角，探讨完善国家审计，提升财政透明度。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文献综述 在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研究上，王家新、郑石桥、尹平（2015）认为政府审计在政府良治的各关键要素中发挥着不同的积极作用。晏维龙、韩峰、汤二子（2016）将政府审计与“新常态”相联系，根据国家治理的新动向对政府审计变革进行前瞻性研究。庄尚文（2017）认为，政府审计部门应该为公众提供完善的信息传递渠道，以便他们能够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 在国家审计和财政透明度的关系方面，李江涛，刘雷（2014）认为，政府审计可以预警财政透明度在实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从而防范财政风险，保障财政安全。谢柳芳，韩梅芳（2016）提出，提升财政透明度是政府审计促进国家良治的必要路径，政府审计提高财政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水平。 在关于INTOSAI的相关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是根据该组织历次会议文件进行成果综述，如姜海鹰（2011）对INTOSAI第二十届大会的会议内容进行了概括分析，贺欧丹（2014）解读了《北京宣言》的主旨内容，并结合银行业审计工作进行分析。 （二）国外文献综述 G.Rune Berggren（1987）以INTOSAI的定义为基础，对绩效审计涵义进行扩围——审计机关不仅检查政府运作的合规性，还要评估不同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政策如何相互配合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Ruth Kiraka、Colin Clark、Michael De Martinis（2002）参照INTOSAI 1998年发布的《利马宣言》，对东盟部分成员国最高审计机关独立性的法定化程度进行比较，指出东盟各国应该遵照《利马宣言》，加强对审计部门受托责任和独立性的法制建设。 Colin Clark、Michael De Martinis、Maria Krambia Kapardis（2007）指出，审计机关最关键的审计质量属性是审计人员的受托责任和独立性，而INTOSAI发布的审计标准、道德法规等为审计质量属性的确立提供理论来源。 Musa Kayrak（2008）以INTOSAI发布的审计标准为依据，讨论了最高审计机关对反腐的作用。 Anders Gr nlund、Fredrik Sv rdsten、Peter hman（2011）在INTOSAI于1997年提出“控制系统能够影响目标完成程度”，于2004年强调目标导向型审计后，将物有所值审计的扩展分类定义为系统性审计、管理性审计、目标相关性审计、政策审计。 Danielle Morin（2014）研究发现，加拿大的最高审计机关已经根据INTOSAI的说明来执行绩效审计，但难以真正防范不合理行为，被审计主体也较少做出实质性改进。 综上，国外学者主要在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环境下，根据INTOSAI的倡议宣言，探讨如何推进本国国家审计独立的法定化、提升审计人员的能力以及界定绩效审计范围，研究较为深入和广泛。 三、理论基础 （一）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代理理论 信息不对称是委托代理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指委托方和受托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均衡，受托方受私利驱使，引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就是引入信号传递机制来提高信息公开度。在政治领域，政府受公民的委托管理社会，公民属信息劣势方。政府基于机构本位利益，有可能隐匿信息、滥用职权、损公利己。所以，为了保证政府积极履责，人民要求国家审计机关发挥监督免疫作用，对政府预算报告及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核准其真实性，通过国家审计提高财政透明度，推进政府良治。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人将集体作为代表自己行动的团体，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决策，最后形成公共选择。“经济人”假设也同样适用于政治活动，行为主体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可能会在权力、名望、财富的诱导下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导致无效率的公共选择。因此，为了使公共部门的决策满足集体利益最大化，国家审计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提高财政透明度，使公众充分了解政府运作。国家审计应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信息传递渠道，确保政府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将“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部门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避免官僚体制对组织构造的过度强调，从而追求以最小成本投入获得最大效益，增强政府的活力。该理论倡导政府效仿企业编制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经国家审计后，以报告为依据，对政府实行绩效考核，促进政府为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