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垚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主要从事封建经济史研究，著述丰厚。作为学术生涯的结晶，他于近年出版了《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和《困学苦思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两部著作。前者集结了关于封建经济的一些新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比较研究，论证封建经济的基本原理；后者系“北京社科名家文库”自选集，收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22篇代表作，其中大多探讨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需要说明，两部著作都是在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2000年版)的基础上撰写出版的，三者相通相融，不可割裂。概览这些研究可见，他的基本目标是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突破和补正现有的封建经济学理论，从欧亚大陆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建立新的、适宜度更高的封建社会经济学，进而认识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 要突破和补正封建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并建立新的封建经济学，就必须充分认识已有的封建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为此，马克垚仔细考察了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8、19世纪的西方学术史，深入研究了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概念和理论，发现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解决封建经济的很多问题。他进一步研究了桑巴特、斯密、李嘉图、布罗代尔、诺斯等相关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是如何提出这些概念和理论的，结果发现所谓封建主义经济学，是西方学者依据欧洲的封建社会创建的，并不适合其他地区的封建社会。以边际主义理论为例，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学概念，主要运用微积分方法观察经济问题，解释和说明经济事物的变量关系。由于自身的理论缺陷，创建以来曾受到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的批评。但必须承认，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广泛且深远，西欧中古经济史的很多研究成果即得自它的计算方法。 既然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等理论仅限于欧洲封建社会，且即使在欧洲，也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际，那么，就应该在对欧洲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同时，扩大视野，从更广阔的区域进行考察，创建一种符合封建社会实际的新的理论。于是，马克垚的学术之旅由华入欧，回经伊斯兰世界，进入南亚，之后再返回华夏大地，考察了欧亚大陆各主要地区的封建社会。为了掌握经济学以及经济学所需要的数学方法，马先生付出了艰苦的、巨大的努力，在充分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史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古西欧、东欧等地区和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封建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和综合，最终建立了他的封建经济学。 马克垚封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二元经济、管制与短缺、谋生与谋利、发展与进步。二元经济是指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存，前者为主，后者居次。传统观点认为，无论地主经济还是小农经济，都是一种自然经济。但经过长期细致的考察研究，马克垚发现，即使是最原始最完备的地主经济，也不能做到绝对自给自足，总有一些多余产品卖出和一些生活用品买入，并进行一定的商品生产。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比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经济发展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地主经济如此，小农经济也如此。管制与短缺是指封建经济从来没有脱离国家政治和政府政策的管制，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劳动产出很难满足民众消费，时时出现短缺现象。既然是短缺经济，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劳动当然就是为了糊口，为了谋生。而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又决定了谋利群体的存在，决定了商人以及特定时期富商的不可或缺。封建经济无论怎样落后或原始，发展过程怎样蹒跚和坎坷，基本趋势还是在发展，而发展就意味着进步。 这样，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首先弥补了边际主义理论的缺陷。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边际主义的广度只涉及欧洲封建经济的部分内容，这造成了它的体系中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缺位；而由于对历史过程缺乏全面、细致的考察，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也缺乏客观的基础。自然经济、政府管制、劳作谋生原本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状态，但在边际主义体系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马克垚则赋予它们一定的地位。其次，修正了它的一些错误。边际主义是在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市场的假定前提下提出来的，原本即具有主观臆断色彩，而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影响，它又对封建社会的自由竞争做了进一步的夸大。事实上，封建经济虽非不存在竞争，但远没有它描述得那样突出，且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干扰。而以商品经济和谋利予以描述，无疑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实际。此外，边际主义以孤立的个人立论，从消费而不是生产出发分析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强调心理和意志对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心理活动对经济运行当然有一定影响，但不是绝对的，更无法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在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中都得到了补正。 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实际上是关于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证和概括，它旨在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处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都必然出现类似现象。具体说来，世界上各大文明区域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这表现为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各文明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和历史发展趋势也大致相同，重大历史现象和主要历史阶段存在一致或相似性。例如，古罗马与中国的汉代都存在奴隶制，罗马奴隶制自有它的典型之处，但也存在不典型的地方，汉代奴隶制也是如此；西方封建王权受限，形成了“王在法下”的现象，中国皇权也非无限，也受礼法、习惯和官僚体制等因素的限制，存在“王在法下”的现象；中国有专制制度，西方也有专制制度；西方有资本主义萌芽，东方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未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有封建庄园，东方也有封建庄园。西方封建庄园的典型性经历代学者的研究已得到归纳、抽象和概括，东方的封建庄园则因研究很不充分，尚未进入这一层面。中国史学界则因一向做王朝史研究，还没有做出相应的概括。随着中国学者对封建社会史的抽象和概括的加强，这类共同现象必然大量增加，从而大大强化对封建社会共同规律的认识。必须指出，这些共性寓于各文明区域的特性之中，建立在历史发展多样性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