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12-0116-07 谷霁光(1907-1993)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广泛，成果卓著。其主要学术方向是兵制史和经济史。今年是谷霁光诞辰110周年，笔者拟从谷霁光以兵制史作为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另一种表达形式的角度，略探其史学研究基本路径的形成，以资纪念。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谷霁光兵制史研究首批论文发表于1935年。这一年5月14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第三期上刊登论文《府兵制度的起源》。其后，在同年9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发表《镇戍与防府》，10月12日又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发表《汉代兵制考略》。这些论文奠定了谷霁光在日后兵制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而使谷霁光成名的则是他发表《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这两部著作虽然字数都不多，但被收入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使其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严格来说，这两个成果属于史料考据学的范畴，虽然也是在1935年完成，但《二十五史补编》首次发行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月，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才出齐全六册。《补魏书兵志》收录于第3册第4665～4668页，《唐折冲府考校补》收录于第6册第7643～7660页，而且都著录为“稿本”。也就是说，尽管谷霁光《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早已完成，但直到1936年3月以后才首次公开发表。在全凭人力逐字逐句爬梳比对史料的年代，尽管会有不少遗漏，却也充分彰显了作者的勤勉和学术功力，在当时学界来看，的确是不可多得的。 《二十五史补编》是开明书店为配合《二十五史》的出版而编辑发行的重要参考资料。历代学者为补“二十五史”表、志之失，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校订考据、拾遗补缺的研究著述，成为研读“二十五史”的重要参考。但这些补作或散见于各地，或珍藏于秘阁，或分载于丛书，或尚为手稿，查阅十分不易。《二十五史补编》则搜集历代学者对“二十五史”的考订、补作、校正共240多种，尤以表、志等补作，填补了若干正史的缺失，与“二十五史”配合使用，给予学者莫大便利。当时顾颉刚即评价“此真无量之功德，当为史林永颂”“洵可谓近年史学界中一绝大快举”①。《二十五史补编》收录清代及以前刻本者凡180余种，稿本仅存者得60余种，其中不乏万斯同、汪士铎等清代大家旧作，亦多是吴廷燮、缪荃孙、杨守敬、罗振玉、臧励龢、张鹏一等遗老学究章句，与谷霁光同辈的青年学者作品寥寥无几。以笔者目力所及，与谷霁光同时代人著作，仅周明泰(1896-1994)《后汉县邑省并表》《三国志世系表》、谭其骧(1911-1992)《新莽职方考》、陶元珍(1908-1980)《三国志世系表补遗》、聂崇岐(1903-1962)《补宋书艺文志》《宋史地理志考异》、陈述(1911-1992)《补南齐书艺文志》等，连同谷霁光《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共9种而已。 谷霁光这两篇著作能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也绝非偶然，这是他在清华历史学系求学期间就悉心关注兵制史，又受到扎实的史料学、考据学训练的结果。当时，清华历史学系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为办学理念，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②，学术环境宽松，而教学则是精英式培养。由于清华是庚子赔款学校，在教学上更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和通识课程。清华历史学系要求学生外语修满8个学分，外语学习紧密联系专业教学，有些归国教授在讲课时也常常引用西方学术概念。当时谷霁光听课笔记中就有多处是用外语记录或双语注释③。同时，清华历史学系还要求学生从大二开始每学年须选修1—2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外系课程，在此基础上强调学生学术研究的动手能力训练，在学术实践中提升古文献研读能力和史料考据功夫。这些都给谷霁光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清华每年招收学生不多，能进入历史学系学习的更是基础扎实的佼佼者。在这样的环境和教学理念的熏陶下，清华历史学系半数本科生在学习期间就发表论文。谷霁光读大学虽晚，但有幸能从物理学系转入学术环境良好的历史学系学习，加之勤奋努力，治学很快走上正轨。他1933年大三时在《清华周刊》发表处女作《字源》和《〈尚书〉〈周书〉与〈逸周书〉的比较研究》，在古文字、史料考据学上崭露头角。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即以史料考据学和兵制史成果跻身于诸多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之列，令时人刮目相看。由此亦可见，谷霁光在大学期间确定研究范围和方向的同时，既走以史料考据为主的传统治学道路，也开始产生研治兵制史的学术思想，并扎下了他日后在兵制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根基。 据谷霁光自己回忆，陈寅恪主讲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对他影响很大，“每当听陈先生讲课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是更多地注意其传授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可估量”④。后来他确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府兵制研究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重点，应与陈寅恪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果说陈寅恪的新考据学在史学方法上为谷霁光兵制史研究指明了道路，那么，深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影响的雷海宗的史学思想，则对谷霁光兵制史研究路径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谷霁光毕业留校后即任雷海宗助教2年，继续追随雷海宗学习通史。后来，谷霁光在南开大学担任中国通史讲师期间，还依照雷海宗中国通史体例编有讲义印行。讲义之首称“雷海宗先生编有《中国通史选读》，本编多有取正之处，读者请参考”。研究者认为谷之讲义与雷氏选读在体裁、内容上多有借鉴，也不乏对中国通史的独特阐释⑤。可见谷霁光对雷海宗史学思想体系大体是接受的，同时也有自己独立思考。雷海宗对谷霁光也颇为欣赏。1934年8月21—25日，举行第二届清华公费留美生考试，在雷海宗主考的《中国通史》科目中，谷霁光获得了86分，名列第一⑥。考试总分成绩最好的夏鼐当时评论该科目考试说：“题目尚不难，惟详尽惬意亦不易。”⑦显然，尽管谷霁光一直以史料考据所擅长，但在对中国通史的认识上，与雷海宗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故能使雷师“惬意”。直到1939年12月，尽管谷霁光早已离开雷海宗，而雷海宗对其仍记忆犹新，向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推荐谷霁光，称“谷君确可深造”“颇为精练”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