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7)06-0079-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8 提起福泽谕吉(1835-1901)在日本历史上的功绩，估计一般的回答都是，他在江户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把西方文明介绍到了日本。福泽在明治维新之前共计三次去美国和欧洲，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他发挥其高超的语言技能，把欧美的学问及思想介绍到日本来。1872年，《劝学篇》一书得以出版，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最畅销的一本书。书中开首，福泽就写下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①的句子，把源于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观念融合到文章里，至今在日本都被广为传颂。 在《福泽谕吉自传》中，福泽回忆年少时，“长到十四五岁才上学，因此很感害羞。别人都在读《诗经》或《书经》，而我却刚开始读《孟子》”②。从此也可以看出，福泽并不是一开始就学习西洋学，而且在明治维新后，也不认为一边倒地学习欧美就是好的。诚然，福泽在1885年3月16日他本人主编的《时事新报》中曾经发表过“脱亚论”(脱离亚洲)的社论；但是，另一方面，在《时事新报》里也不乏要加强和亚洲合作与交流的社论③。本文依据1883年至1887年在《时事新报》中刊载与中国贸易相关的社论，探讨福泽主张加强与亚洲交流的观点。 本文所介绍的《时事新报》社论，出自青木功一著《福泽谕吉的亚洲》(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所收录的《〈时事新报〉论说的对中论调(一)(二)》(均由福泽谕吉协会发行的《福泽谕吉年鉴》第6号(1979年)和第7号(1980年)重新收录)。因此，本文既是对该书内容摘要所省略部分的补充完善，同时也添加了和社论所处同年代的考察(《英语和中国语》收录)④。另外，在《时事新报》中尚有大量匿名社论未被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全21卷(岩波书店，1958-1964年)收录⑤，因此，本文所选取的社论不受《福泽谕吉全集》收录所限，只要是主张扩大对中国贸易、需要派日本人赴中国调查了解该国情况的内容，均会被本文采用⑥。 《时事新报》刊载的社论中，最早记载主张日本人去中国的，应该是福泽谕吉所写《鼓励中国之行》(《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收录)。关于这篇社论，福泽这样写道：“仗交通世界变小，虽人少，仍有开疆拓土创文明之局面，此为世人皆知。然徒知之不足亦。唯有破局进取，用交通之便，才无愧文明之人。西洋人士既知交通之便利又能用之。”福泽在阐述完上述观点后，提出了今后日本人应该和邻国中国“促进往来，激励邦人留在本地，与当地人接触交往”的观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日本而言，“今后无论在商业上还是政治上争先机定输赢，唇齿之关系的竞争对手”，除了中国别无其他。 但是很遗憾，当时去中国的日本人极为稀少。从“统计年鉴”上来看，1876年到1880年间，为去中国而申领护照者，男女合计共1550人，归国后上交护照者有926人。因此，1880年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数量是624人，即用申领护照人数减去归国后上交护照人数，算上1876年以前滞留在中国的人数，加起来应该是700人左右(归国后不主动上交护照者比较多，所以实际留在中国的人数远没有那么多。关于此，福泽加了备注)。与此相比较，1880年在日本的外国人数为：中国人3739人、英国人933人。由于中国人本身基数比较大，如果这个人数算作“例外”的话，那么，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和留在日本的英国人相比较，“谁在关心参与国外之事、谁在利用交通之便”一目了然。 当然，福泽也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局不稳，带有风险。尽管如此，福泽还是大力推行鼓励措施，鼓励日本人去中国。在他看来，“我邦之有为青年”要么“忙于谈论政事”，要么“斤斤计较局部之利害”，如果他们能够打开视野去“天赋之富国”中国的话，“对内可以减少兄弟阋于墙的争论，上下朝野，均为自由而运动；对外，可以扩大市场密切邻国之关系”。 《鼓励中国之行》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后的翌年，即1884年4月21日，福泽谕吉再次以《扩大与中国之贸易甚为紧要》为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福泽谕吉全集》未收录)。其内容如下： 中国作为世界之大国，地广人多，古今万国能与其媲美者甚少。尤其是我日本与其一衣带水，在蒸汽时代之今日往来交通甚为便利。于社会、政治、商业，日中两国关系愈加紧密是不争之事实。 那么，时下日本人是否在努力了解、认识关于中国的事情？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日本人对中国之事无视之态度过甚，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商业上，对现在的中华帝国试图了解认识从而为我国所用之心甚为淡薄”。从当年的“外国贸易表”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进出口总额每年达到6600万日元，其中出口中国为530万日元，从中国进口为630万日元，进出口合计为1160万日元，与中国的贸易占到日本国外贸易总额的近五分之一。但是，在中国从事贸易的日本商人状况是，“除去上海一港外，约400余州不见其影是不争之事实”。 当时日本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干鱿鱼、海带、鲍鱼、干海参、琼脂、干鱼等海产品。社论认为，应该将其贩卖渠道扩大到长江中游区域城市，以求改变现状。为何要选择长江流域，原因在于，“长江是当时通往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其两岸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这些地方被称为中国一等富庶之地，是贸易重心之所在”。社论认为，特别是“像汉口人口六十万之大都市，乃长江流域一流之中心市场，是最重要之地。日本海产品如能经销到此地，市场之扩大成果甚丰则是毋庸置疑”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