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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诸侯需要处理发展经济和外部争霸的双重关系，形成对“富国强兵”的现实需求，各学派据此构建思想，体现着诸侯与学术的关系。各学派或偏好“富国”或倾向“强兵”，仅有墨家构建了“富国强兵”理论体系。通过对墨家思想的模型重构和全面解读，得出以下结论：墨家思想以“守御”为内核、“节用”为“保护带”构建理论体系，迎合了诸侯“富国强兵”的需求。(1)相对于城破，城内人民在城守时的参与性更高，提升了防御的质量。(2)城守防御物品的提供与诸侯对学派的激励正相关。(3)墨家对“道义”的追求与诸侯对墨家的激励形成“供求错配”。墨家把“富国”目标建立在“节用”而非“生产”上，理论体系的不足导致诸侯对墨家的“若即若离”。
王城、侯城、子男城都有严格的规模约束。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④《左传》记载“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逸周书》也标注“大县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之城方王城九之一”。⑤超出限制则于礼不合，“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⑥。城市规模隐含严格的等级，王、公、侯伯、子男所居住的城邑范围也决定了各自所享有的权益。⑦ 分封体制，天子表面上借助“礼仪宗法”实际上通过控制分封国面积实现诸侯永远臣服天子的目的。从规模上来讲，王城的范围要大到诸侯城市无法与之抗衡。采用美国地理学家G·K·兹夫的等级计算规模法则：Pr=P1/RQ其中，Pr表示等级，P1表示首位城市的城市规模、Pr表示相应的城市用地规模、Q代表系数、R代表相应等级，表2列出西周城市等级与用地规模的关系。可以看出侯伯、子男城的Q值大于1，表明王畿的规模、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诸侯的数倍。说明我国早期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王城)的用地规模占绝对优势地位。⑧王畿规模庞大，本身就是对诸侯的威慑，而诸侯又有派兵协助天子出战的义务，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前提下，诸侯根本无力对抗天子，保持了周王朝的长久统治。公城的Q值小于1，说明公城规模相对较大，对王城存有潜在威胁。 
(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是礼仪破坏的根本 王畿具有典型的消费职能和威慑职能。王畿的物品来自居民的赋税和诸侯国的供奉，王畿内的人民负责周天子的劳役和粮食等基础物品，诸侯国供奉本地特产，但物品流入王畿后即停滞，使城市不具有流通性和生产动力性。春秋时期，王畿的没落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市规模小、没有形成持续发展的动力。王畿没有形成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单纯依靠诸侯与人民的供奉，难以形成长久发展的机制。第二，政治性延续而经济性停滞。作为一个消费场所而非流通场所，物品到达王畿内就停滞。 各诸侯国，外有军事威胁的生存压力、内有发展经济的动力，使公城逐渐勃兴。伴随兼并战争，诸侯国和城邑的数量逐渐减少。《春秋大事表·都邑》记载，周王有城邑四十，晋七十一，鲁四十、齐三十八、郑三十一、宋二十一、卫十八、莒十三、越十一、徐十、邾九、秦七、吴七、许六、陈四、蔡四、纪四、庸三、虞二、虢二、糜一，以上二十一个诸侯国城邑总数达到351个。从图1可以看出，诸侯的城邑规模突破了等级限制，公城率先发展壮大。洛邑王城的规模为11平方公里，包括灵寿、临淄、安邑、邯郸在内的七个诸侯城邑规模超过王城，规模最大的燕下都则为32平方公里。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增长，原有的等级规划限制了城邑发展，诸侯国的城邑突破了“礼仪”的限制，形成礼崩乐坏的局面。 
图1 战国时期诸侯城等级规模示意图 根据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作者计算得。 (三)诸侯需求与学术供给的博弈 对诸侯而言，乱世存活是第一要务，防御理论更受欢迎；对周天子而言，坚守“礼制”维持统治是关键。各学派据此构建理论体系。儒家强调“礼制”，通过礼仪发展诸侯国经济；道家提倡“无为”，主张减少消费增加财富积累实现经济发展；农家通过农业实现经济生产，儒道农学派强调“富国”而忽视“强兵”，缺少保证诸侯国存活的“傍身之术”。兵家注重防御体系(强兵)而忽略经济发展(富国)，缺少保证诸侯国存在的“可持续性”。现有史料发现，孔子通过周游列国阐述思想，历经13年而不被重用。公孙侨一方面铸刑书明确不干涉商人的正常行为、采用律法保护土地私有权来发展郑国经济；另一方面面对诸侯争霸，子产(公孙侨)采用“作丘赋”强化军事实力，使小小的郑国也拥有七百乘以上的战车。现实中，各家学说的供给与诸侯国的需求始终在融合中博弈。墨家学说，既注重经济发展(富国)又涉及防御物品(强兵)的提供，⑨但偏偏这个迎合了诸侯治国理政需求的学说，也是消失最快的显学。⑩从图2可以看出，战国初期，尽管战争连年发生，但城池更迭比较少。赵国、秦国公元前389年拥有城邑13座、魏国有10座城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