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7)06-0036-06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7.06.003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①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无疑使金融一直成为学术界、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领域；但从新中国金融近70年的变迁来看，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50年、60年，最新的也就写到2011年②，而对于之后则无相应接续研究，之前研究中的某些领域也存在明显不足，极少从金融功能的视角来分析其变迁。本文尝试从金融功能变化的角度分析新中国金融变迁的历程，从中梳理和归纳其演进的特征及其对当前和今后金融进一步发展的经验借鉴。 一、新中国金融发展轨迹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中心。它涵盖了与物价有紧密关联的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体系，短期资金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诸多方面③。而在新中国成立至今，金融各个领域的内涵、业务、职能等都曾发生过巨变。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金融发展相当曲折，从金融功能变迁的角度来看，变迁轨迹明晰，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是新中国建立至1952年期间，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迅速建立起来。新中国金融体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各个时期所建立的金融业，它们以集体或国家的资本为主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方式一直承续下来；1948年12月1日在北海银行、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则拉开了新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体系组建的序幕。之后，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④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不断对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不同金融机构加以分类整合，最终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相对简单的金融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为核心渐趋对不同类型的货币按期兑换，迅速结束了混乱的货币现状，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新中国金融的构建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新中国建立初期严重通货膨胀的平定和物价的稳定、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1953年至1978年期间，“管资金”职能的确立。借鉴前苏联做法，中国快速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中国金融业采取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办法，国家信用替代了商业信用，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制度；金融机构日趋萎缩，农业银行三立三撤，中国银行等并入中国人民银行；195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再开展国内保险，只从事极为有限的海外保险业务，管理职能划入了中国人民银行。这样，金融机构几乎高度集中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在此之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经曲折，虽然对金融体系有所调整，但整体上维持了结算、出纳等职能为主“管资金”为形式的单一功能。 三是1979年至1993年，现代金融体系的恢复和发展，但其功能则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游移。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从此，中国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形成了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等构成的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和多样化金融市场体系。在此期间，国有银行仍然身兼两任，既经办政策性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业务，距离真正的银行还存在很大差距。金融市场获得一定程度发展，规模极其微小，仍存在诸多掣肘。金融改革的目标则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游移，期间探索了十几种模块以图融合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效果差强人意，无法打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症结。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终结了金融改革在“管资金”与“调市场”功能之间的论争。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⑤由此拉开了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大幕，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国有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从无到有，由地方政府主导下多部门管理和发展逐步向中央统一管理集中过渡。 四是1994年至今中国金融发展实现了“调市场”定位，金融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现代金融领域，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明晰了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责，加强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之后中央银行的目标、手段、调控方式等得到不断创新和完善；完成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改革也得到了深化，至今已经有92%的项目实现了完全或部分的放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促进了4家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经过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使国有银行由之前的“技术性破产”转型为排在全球前十的大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多年蝉联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等银行类机构和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加快了改革与发展进程，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实现了商业化改革；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得到了发展和完善，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2003年建立和完善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上强化了审慎监管，加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力推进金融法制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金融人才的培养机制，金融服务水平获得巨大提升。在互联网金融领域⑥，2013年余额宝牵手天弘基金所衍生出的无门槛、高收益的互联网金融行为，揭开了中国纯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序幕。2013年6月余额宝的出现，到2014年2月26日，其用户数就达到了8 100万、资金突破5 000亿；用户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超过了有二十多年发展历史的沪深股市的有效户数，而与余额宝相联接的天弘基金，更是从一家小基金公司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上升为基金业的领头羊。余额宝的行为，在社会各界迅速引发了“鲇鱼效应”，以P2P、众筹等为核心的纯互联网金融模式迅速崛起，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互联网理财与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六种模式均得到全面发展。之后，“三无”条件下崛起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断得到规范，各个模式相继纳入到“一行三会”的现有监管体制中，实力增强，以“BATJ”(百度金融、蚂蚁金服、腾讯、京东金融)为中心的四大互联网金融巨头的品牌价值估计和用户数已经或将要超越任何一家现代金融组织，而它们跨界经营的行为打破了现代金融的能力边界，迫使现代金融加快多元化建设步伐，使互联网金融与现代金融呈现融合发展态势，促进了金融秩序的构建和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在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等领域已经领先于国际水平。2017年四大国有银行分别与“BATJ”建立密切合作，推进科技金融的发展；而四大银行在2017年6月相继建立了普惠金融部门，则大大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更加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