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灾害史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在学科界定和理论探索、研究方法创新突破、资料积累、多学科交融的综合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值得肯定的成绩，也有需要反思的一系列问题。初步梳理，这4个问题或许与当前灾害史研究动态相关：1.过去所做的工作并取得了哪些共性认识？2.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3.哪些方面属于填漏补缺？4.我们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一、灾害史研究的共识性问题 过去2000年内，见之于正史《五行志》以及方志、政书、编年、杂史、载记、地理、诸子等文献之《灾异》、《荒政》、《食货》、《邦计》、《恤民》、《岁时》、《丰荒》、《治水》、《除虫》、《仓储》类篇章的灾害事件记录愈来愈多，且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和空间簇集记录特征。因此，基于近2000年来文献记录的灾害事件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工作在过去几十年灾荒史研究中备受关注。 (一)灾害通史与灾荒个案研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灾害史研究者更多关注于多种灾害的综合研究，或者长时段、大空间的灾害事件集合研究，以求表现历史灾害的规律性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邓云特就开展了中国灾荒史研究，撰著完成《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从国家宏观层面论述了历史灾害的发生概貌和救荒工作。此后有关灾害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日渐增多，综合性的灾荒史研究著作相继出现，灾荒文化和灾害思想的研究也勃然兴起。这种汇总式的思路与通史性的研究方式在近十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大改变，个案性的灾害史研究日渐增多，一些重要的灾害事件被纳入学术视野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察分析，如发生于文明早期的大禹治水、明代崇祯时期的陕西旱灾、清代末年的丁戊奇荒等重大灾荒事件。这几个典型灾荒案例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热度与国外灾害史个案中关注度极高的爱尔兰大饥荒几乎不相上下。 (二)历史灾害时空分布研究。研究灾害发生规律主要通过数理统计方法揭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如时间序列分析、回归分析等。这项工作是中国灾荒史研究的独特优势，因为我国历史文献中保存有长达数千年之久的连续的灾荒事件记录，通过灾荒资料的信息化处理，就可以进行多种灾害不同尺度的时空分布研究。早在20世纪20—40年代，一批中国学者通过对历史灾荒资料的计量分析，进而概括其时空分布特征，为灾害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科学基础，如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1925年第3期)对水旱灾害的统计分析、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中分省区分年度的灾害统计、谢义炳《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1943年第1—4期)中的灾害规律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为复杂的数理科学方法进入灾荒史领域，时间序列分析、谱分析等技术手段介入灾害史领域，极大地提高了灾害史研究的数理科学水平，从事气象、地震以及科技史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相继推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灾害史研究成果，陈玉琼、郑云飞等人认为历史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准3年周期、5年周期、11年周期和56年周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袁林、陈家其、宋平安、胡人朝等认为历史时期各地区水、旱、蝗、风、雹等灾害发生也具有类似时间分布特征(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家其《太湖流域南宋以来旱涝规律及其成因初探》，《地理科学》1989年第1期；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多元化特征剖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胡人朝《长江上游历史洪水发生规律的探索》，《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灾害发生影响因素有天文因素、地球物理因素和人类社会因素等多种形式。天文因素中，太阳黑子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太阳黑子活动的11年周期与灾害发生周期相吻合(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邹逸麟等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影响灾害发生的又一重要因素，并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最近20年来虽然对历史灾害的发生规律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但总体认识水平和研究理念并未突破既有藩篱。王铮等《中国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地理学报》1995年第3期)认为在空间分布上可以按照胡焕庸线和秦淮线将中国划分为两个灾害域。按照历史灾害的空间分布格局，王绍武、赵宗慈《近五百年我国旱涝史料的分析》(《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认为我国旱涝灾害基本有5种类型。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8—59页)则根据我国历史时期农区扩展一般过程和历史自然地理基本特征将全国划分为9大灾害区。但是关于灾害区划分的研究仅仅解释了自然灾害的区域差异，并未从本质上揭示自然灾害的空间群发特征。因此，在历史灾害文献考订基础上加强重灾区研究是当前灾害史研究领域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工作。 (三)历史灾荒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灾荒文献具有数量大、类型丰富、序列长的特点，系统全面地记录了历代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以及灾害治理的措施方略。多年来学界在古代灾荒文献的研究整理上用力颇多，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成为现今灾害史研究最为直接、最为实用的资料依据。 1.灾荒文献的历史研究。高建国、夏明方认为灾荒文献多以“救荒书”概括统筹，但是历史灾荒文献的内容经界显然超出救荒书的涵盖范畴(高建国《灾害学概说》，《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由此观察历史灾荒文献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有历史灾荒文献的专题研究和历史灾荒文献的综合研究两方面成果。前者如学界对《五行志》、《救荒活民书》等重要灾荒文献和代表性灾荒人物救荒思想的专门研究(邵侃、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中的减灾技术资料价值评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后者是从多个角度对历史灾荒文献的传承演进、内容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与发展》，《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基于此，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认为历史灾荒文献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得以逐步廓清，但是相对于渐趋兴盛的灾荒史研究而言，历史灾荒文献的研究依然显得单薄脆弱，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对此也有类似看法，即除了一些重要灾荒文献的专门论述外，有关历史灾荒文献版本、著录、刊行、流传、考述、作者以及文献价值的整体性研究工作亟待推进和加强。而我们如果按照高建国“灾荒史研究的四个里程碑”标准度量，灾荒史料的整理工作已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标志，但灾荒文献的历史研究工作依然处于“滞后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