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6-0131-08 对于近现代思想史，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对立、斗争的眼光审视各种思潮流派，由此不仅容易夸大不同思潮的差异，而且容易忽略各种思潮之中普遍的意识和认知。激进与保守是长期以来研究思想史被普遍采用的一种范例。既然能成为范例或模式，当然有其方法论的意义，但这一模式不能概括所有的思想流派，也很难解释具体的思想。如果屏蔽这一视角，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在众说纷纭中也有共通的东西，即普遍的为各方所接受的甚至已化为无意识的知识和信仰。从对立中如何发现“同一”，本是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回归本相，揭开障蔽，似乎可以由故辙开出新途。 无论当时的批评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看作保守的代表，“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1]；“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2]；“尽管十教授的《宣言》因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轰动一时，但由于它的保守主义的文化取向”，“使它失去人心”。[3]与之相对，人们通常把西化派或全盘西化派看作激进的代表，有“激进西化论”的说法。[4]其实，激进与保守并不能完全概括二者内部的思想，尤其不能表现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思想；二者除了形式上的对立之外①，在同一舆论空间中也存在着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共识。 一、不同之“和”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成功，欧美的变动，国难的激荡，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复杂，其中，“计划”“独裁”和“统制”成为几个重要的关键词和流行语。究其原因，主要是苏俄的影响，“苏俄实行五年计划而后，统制之潮，弥漫全球，国内之务新者，亦欲及时而动，以尝统制之滋味。”[5]有人就提出：“举凡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化等方面都应加以统制，隶属于一个总的机关之下，这样，新的文化必能一天天地确立而完成，复兴民族也可指日而待了。”[6]尤其是“谋文化之复兴，必须实施文化之统制。盖复兴中国之急务，在于统一，而统一之根本在于思想”。[7]当时的国民党因势利导，不但鼓动舆论机关大肆宣传各种“统制”，而且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34年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陈立夫为理事长，发行《文化建设》月刊，“引组织三民主义之文化战线为己任”；旨在“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建设运动之最高原则”。[8]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就是在陈立夫的直接策划下发表的。[9]《宣言》“是其时国民党在‘复兴民族文化’的幌子下，推行思想文化统制政策的产物”[10]；“尽管运动发起人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学人姿态来提倡建设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其运动背后”存在着“派系运作及其党治文化统制的企图”[11]；国民党“希望以此统一整个思想文化界。十教授的《文化宣言》反映的就是国民党的这种加强思想统治的要求。”[12]其实，当时有人更明确地指出过，“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13]国民党不但从正面大树特树“三民主义”，而且还采取各种措施禁止其他主义或思想。有当事人回忆： 1935年春，陈立夫、潘公展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下面，设立了一个“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名为中央机关，而会址却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图书杂志出版的中心地，设到上海，便于执行这种反动业务。由潘公展、方治、丁默邨等为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潘公展任主任委员。一位姓项的秘书驻在会内，秉承潘公展办理业务。下面设文艺组、社会科学组两组，各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审查员10余人。凡是上海各书局、各出版社出版的书刊，有关文艺的和社会科学的，都要事先把原稿或印好的大样送会审查，经批准发给审查许可证，依照审查意见删改，才可付印出版。出版后还要把印好的书刊送会核对。……依照审查条例，出版的有关文艺或社会科学的书刊，都要经过审查，印有审查许可证字号，才能发行。没有经过审查的文艺或社会科学的图书杂志，一律不准发行，如果私自发行，要受到相当的处罚，执行得非常严厉。审查文字内容，是很严格的。“稍有不妥，就要删改。宁可多删多改，不可放松过去。”这是潘公展讲的。所以审查人都吹毛求疵，多方挑剔。不但对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立论稍有公正语气的地方要删去，即使一般性有关马列主义的理论也要删去。[14] 不过，国民党当政后，尽管试图控制一切，但实际上远没有达到它想要达到的地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它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15]，追逐社会主义竟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气②、知识界的一种思潮。③其他主义或思想更难说“统制”了。国民党虽然利用国家的名义，颁布了严格的制度、法律和规范，但是并没有具强烈信仰的忠实执行人员。因此，所谓“统一”“统制”大都停留在纸面上，而“独裁”和“专制”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者给它塑造的形象。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国民党的策略因素。对于没有“武器批判”的思想，国民党常常采取容忍的态度，甚至故意使之装点门面。比如，这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是国民党暗中发动的，又是以一种自由讨论的面目出现的，并未禁止来自体制外的各种批评，相反却表现出优容的雅量。“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总会和各省市分会，都先后举行研究式的座谈会，很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尽量转载赞成和反对的各方文字，他们不加以主观的排拒与迎合，这可使一部份怀疑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本党的外围组织，用来做统制中国文化界的思想的不安观念扫净了。”[16] 虽然这给人以“此地无银”之感，但也不完全是虚言。就拿其组织的文化座谈会来说，按一般之常情，本是应该唱赞歌的，实际上却各言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