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学化的困境

作 者:
陈勇 

作者简介:
陈勇,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与20世纪上半叶被动接受西医改造的“科学化”路径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中医科学化”历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一方面,创立具有现代性的“新医学”成为中医和西医发展的共同方向;另一方面,中医在寻求“科学化”的同时,需帮助西医实现“中国化”;相应地,西医在寻求“中国化”的同时,也需帮助中医实现“科学化”。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柳枝接骨术集中地映射出“中医科学化”自身的内在困境,在于弘扬传统文化与恪守现代科学标准的两难,而其本质则是文化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中西医关系上的体现。即使人为地提高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医的地位,最终也仍然无法使其摆脱“科学化”的困境。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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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医疗技术和医学教育在中国的逐渐普及,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不得不努力寻找合理化的发展路径,“中医科学化”在某种意义上即被视为唯一路径。这种以“西化”为特征的“科学化”进程一方面预示着众多中国传统技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的宿命,另一方面却大都以陷入困境而告终。关于“中医科学化”,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其置于“中西医之争”或“改良中医运动”中来把握,关注20世纪上半叶中医的抗争与成效,对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医科学化历程较少涉及;二是将其视为“中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与“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等主张并列。但是,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内在困境,两方面的研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中医科学化”命题本身就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这在20世纪前半期并不明显,但从50年代开始显露出阶段性特征,其内在紧张也在特定的情形下逐渐彰显。本文试以曾在50年代末风行一时的“柳枝接骨术”为例对“中医科学化”的困境予以讨论。

       一、老中医挖掘的祖国医学遗产

       柳枝接骨相传是古代中医骨伤科医生用来治疗开放性骨折的一种技术,长期以来,在江苏、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皆有流传,但传统医书中并未有具体治疗方法及用于临床的可信记载。将这一传说中的医术首先用于临床的是中医刘达夫。刘达夫生于湖北黄陂,自幼师承中医张祥栋学习正骨,曾参加新四军担任骨伤科医生。1955年回到武汉市中医门诊部工作,成为该院骨伤科的创立者。其授业老师曾留下“对手术不能整复的粉碎骨折,可用柳枝接骨”①的遗言,而刘达夫在清代医书《伤科补要》里也“看到‘杨木接骨,破腹建肠、解胪理脑’的字样,增强了他对这种疗法的信任”②。他“下决心攻克这一难题”,“从祖国医学的宝库中,发掘出柳枝接骨术”。③

       所谓柳枝接骨,也就是以柳枝取代无法复原的那部分人骨。柳树不但是常见植物,其自身多个部位还有药用价值。明代中药学著作《本草纲目》记载:“柳絮、柳叶、柳枝、柳根白皮乃至柳胶、柳寄生、柳耳、柳蠹均可入药,治疗诸如吐血咯血、金疮出血、面上恶疮、黄疸初起、齿龈肿痛、风虫牙痛、耳痛有脓等多种常见疾病,且多为单方,使用起来非常简便。”④正是由于传统中医对柳枝药用功效的认可,它逐渐被赋予了一定的神异功能,成为民俗中驱邪避祸的重要物品。在传统中医骨折治疗中使用柳枝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书中说:“用米沙木篦子,绵绳夹缚,夏月柳枝为条夹缚。”⑤但这里说的仅是使用柳枝作为外部固定的夹板材料,这是骨伤科医生的常用做法,一直到60年代仍在被沿袭,与柳枝接骨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刘达夫并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供参考,这一挖掘工作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创造。

       刘达夫先从动物实验入手,在西医同事协助下,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6月的8个月里,先后在9只狗身上作了柳枝接骨实验,其中8只为右侧胫骨,1只为左侧胫骨。手术过程包括:切断骨干、嵌入柳枝、滴入公鸡冠血、施用中药、缝合包扎、X光拍片等,“在手术方式方法及消毒、麻醉、缝合等均用西医常规,在接骨手法、应用药物、柳枝处理及术后换药等均按中医医嘱”⑥。1958年4月,武汉医学院出具的一份鉴定报告认为:“局部切开外观肉眼完全正常,X光拍片柳枝嵌入部份密度较高,局部切片已完全骨化,未发现柳枝残迹。”⑦两个月后的另一份鉴定报告进一步认定:“经脱钙切片检查,镜下见全部为成熟的骨组织,生长良好,骨质致密,未见柳枝残迹亦未见任何异物性组织反应情况。骨折处愈合良好。”⑧柳枝接骨技术的挖掘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其实,刘达夫的挖掘工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不科学”的伏笔。首先,其灵感来自于老师的遗言,对于这项技术,“本人未亲眼看见过”⑨,而《伤科补要》一书所提到的“杨木接骨”只在“序言”而未见于正文,且作序者也称之为“古医之奇者”,表明其未必可信。因此,柳枝接骨的灵感来源与信任依据都是不可靠的。其次,从科学角度来看,这种来自民间传说或者遗言的技术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仅凭常识亦可知,任何技术长期流传于口耳之间却未见于临床,其中必然有关键的困难没有得到克服。最后,动物实验本身的“科学性”也是要打折扣的,比如手术方法上虽然有对西医的借鉴,但手术过程中对柳枝、鸡冠血、中药的使用等,却都增加了“科学性”验证过程中的不可测因素;而在关于手术结果的2份“科学鉴定”中,仅凭肉眼观察、X光下物质密度的变化和“未发现柳枝残迹”就断定“完全骨化”,这样的鉴定方法也是缺乏科学严谨性的。

       更重要的是,意外到来的第一位病人极大地加快了柳枝接骨从动物实验到临床应用的进程。这是一位38岁的染布工人刘理修,几天前在午休时被石碾压伤左腿下肢导致粉碎性骨折,在乡县卫生院初步治疗后,因不愿截肢,而来该院求治。1958年6月19日,凭着仅有的动物实验经验,武汉市中医院的中医和西医共同为病人实施了柳枝接骨手术。⑩患者“术后情况良好,体温及白血球未有波动,术后7日即停止青霉素注入,精神食欲睡眠皆好。”(11)根据媒体报道,经过四个月的恢复,刘理修“已完全愈合,能够下床行走了”(12)。到1959年2月,病人已经痊愈出院,并参加劳动。柳枝接骨的第一例临床应用被认为“完全获得成功”(13)。事实上,这些报道可能大大超前于患者实际病情的发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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