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陶云逵发表《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的关系》，首次提出“边地汉人”这个学术概念，认为“已在边地立足，发展，与边胞有友好关系而为边胞所信任的汉人，不失为边建实际工作上的一把便利的钥匙”，因为这些人在生活方式上，既保存了中原文化的若干特质，“又采纳了边胞文化若干方式”，“多少受着双重文化的陶镕”，“事实上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Marginal Man’”，他们在边疆建设工作中可以担任实际工作者与边胞间的“枢纽人”。同时，他指出当时“所谓‘边疆社会’、‘边疆民族’等等实在是指所有一切与中原汉语文化不同体系的诸非汉语社会而言。边疆社会一语的‘边疆’一词的地理的含义在诸人心目中实已失去其显著地位”，由此“边疆社会乃是‘文化的边区’(Cultural Marginal Area)的社会”。①这一学术见解非常重要，揭示了我们研究边疆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尽管有学者对蒙、藏、新及东北等传统认知的“地理边疆”地区汉人移民做了研究，但是多未对陶云逵70多年前的宏论做出学术回应，也少有学者以此概念来研究“文化边疆”民族地区汉人群体的社会生活。② 羌人最初居住于今青海、甘肃、四川、新疆等广大地区，至民国时期，则主要居住于川西北的汶川、理番、茂县、松潘等地区。此地不在国土边缘，位于汉藏之间，族群交互，文化多元。边疆教育司编印的《边疆教育概况》将川西北纳入边疆教育的范围，也即承认川西北为边地。③时任蒙藏教育司司长骆美奂指出，虽然“川西西距葱岭万余里”，“然以数千年来，交通未辟，文教未备，先民遗绪，邈焉寡闻，训致风习攸分，语文殊异，是虽不能谓为地理之边疆，而已沦为文化之外域”。④川西北羌地既属“边疆”，羌地汉人也是“边地汉人”。笔者拟对民国时期羌地汉人的社会生活作一考察，既展示该地汉人“汉在羌藏之间”的生活状貌，也体现他们作为羌地建设的“枢纽人”角色。本篇侧重其职业结构及经济生活，敬祈方家指正。 一、民国时期的“羌地”与“羌地汉人” 民国时期的“羌地”，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何为羌人，如何分布，时人并无定论，但大体就是指川西北一带，则没有大的分歧。早在1920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Rev.Thomas Torrance)出版了《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The History，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认为羌人主要“分布在汶川县、理番、威州、茂州、叠溪和松潘。他们也居住在梭摩深处黑水河河岸”。⑤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与其好友王元辉一同调查川西民俗，认为川西民族有西番、猼猓子、土民、羌民及杂谷民族，还有少量的汉人。⑥胡鉴民认为汶川、茂县、理番三县为羌民区域。⑦冯汉骥认为“羌民族所居留之地，全为沿岷江河谷，及其支流之河谷”，分布地为松潘、理番、茂县、汶川。⑧美籍学者葛维汉(D.C.Graham)自1933年至1948年间多次前往川西地区，认为羌族主要分布在沿岷江流域和杂谷脑河流域一带，北自茂县的叠溪，南至汶川的索桥，杂谷脑河流域的蒲溪沟一带皆属之。⑨1936年，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对境内各民族情况进行调查。由各县上报的“苗夷民族调查表”可知，懋功、理番、茂县、松潘、汶川均有羌族分布。⑩1938年，督察区各县填报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称县内有羌民的主要有松潘、理番、汶川、茂县四县。(11) “羌地汉人”，即生活于羌族地区的汉人。陶云逵指出，“在边地的汉人之多寡视其区域距离中原文化中心区之远近以及政府对此区域经营历史之长短而定”。(12)川西北羌地虽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区域，但其自秦汉时期即已是中央王朝的统治区域。民国时期羌地汉人急剧增多。辛亥革命后，川西北沦为军阀割据争夺的对象，大批汉人士兵、军官随之而来。(13)1927年，四川省政府及二十八军在川西北设置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公署，军长邓锡侯先后在屯殖区域内推行查荒、招垦、“化夷”、开设学校、设置金融机构、发展工商业等措施，招揽、吸引了内地一批农工商业者前往屯区。1935年川政统一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对四川地区控制力增强，更多内地汉人前往羌地。据地方志记载：1933年，今阿坝州总人口为264049人，藏羌回等少数民族人口160021人，占60.60％，汉族104028人，占39.40％；1949年总人口为345370人，藏族179421人，羌族38150人，回族8366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65.3％，汉族119430人，占总人口34.7％。(14)1941年9月，茂汶全县有羌族6281人，汉族29964人，回族764人，1949年有汉族11479人，羌族23976人，藏族83人，回族793人。(15)1950年，阿坝州汉人占总数35.61％；羌族人口比重较大的三个县分别为汶川、理县、茂县，汉族人口占总数比例分别为72.03％、24.58％、37.46％。(16)汶川为进入川西北之门户，与灌县(今为都江堰市)很近，汉人汇聚最多。 民国时期有关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描述中，实际上已部分地将已汉化了的回族、满族纳入其中。邓锡侯编《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一书中统计屯区各地人口数时，将回族纳入汉族之中。(17)王元辉在《近西游副记》中讲述汶川境内的汉人时称，“所谓汉人，是包括回回而言”，这些回人“除了不吃猪肉而外，没有与汉人相异之点，所以不能把他们看作另一个民族，至多不过认他们是奉回教的汉人而已”。(18)时人“国民”赞同王的观点，并指出回族“居住城厢团结力强，以教习中文，能说汉话，与汉人感情融洽”。(19)庄学本也说，理番地区的汉人，“自汉武帝平西南夷后始有移入，至乾隆征金川，随来的军队多乐业在此，汉民乃渐多。其中一小部分为旗民，为以前‘绿营’的旗兵，现在已混入汉民之中，分辨不出了”。(20)可见那时人们言说中的“羌地汉人”并非完全对等于今日民族意义上之“汉人”，而是指除了当地主体民族羌人、藏人之外的汉人以及汉化了的回族、满族等其他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