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族”是一个同“中华民族”有着密切关联的近代新名词和新概念，并且是一个当今学术界特别是台湾学术界似乎使用得越来越多的政治词语和概念。考察它在民国时期的由来、内涵及使用情形，相信不仅可供今人合理使用这一概念时参考，且对于人们了解和认知民国时代及其有关历史问题尤其是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认同问题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 从清末“国族”概念的出现到孙中山“国族”说的形成 要探究“中华国族”一词和概念的由来，不得不首先考察“国族”一词及其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历史。 现代“国族”与“民族”概念相互缠绕，它一出现就与现代“国民”概念不可分离，且与中国国内各民族人民一体化的族群整体意识之兴起联系在一起。笔者曾经研究指出，在清末立宪运动的浪潮中，体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整体观念的“国族”一词，已经出现。如1911年7月15日，《申报》主笔希夷在《本馆新屋落成几纪言》一文里，就与“国民”和“民族”两词并列，多次使用了“国族”这一概念。文中非常自觉地称全中国人民为“一族人”，称报馆同人“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与之共同喜怒哀乐已然40年，并立志今后还要继续“与国族永聚于斯”、“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①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国民)民族”(nation)的思想影响，于此可见一斑。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申报》这类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现代媒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运作本身，实具有并发挥过多方面有益于打破狭隘区域局限、实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不仅仅是传播这种大民族一体化观念的工具而已。② 今人如欲把握“国族”概念使用的早期内涵，感知辛亥革命前夕清末国人的民族一体化整体意识的勃发，及其与立宪运动的开展和现代媒体启蒙者之间的历史关联，不妨细细品读一下《申报》主笔希夷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那段相对完整的“纪言”。 我本馆同人之歌哭与聚国族而日夕相见者已四十年矣。……夫报纸为全国上下之缩影。政府歌则我报纸亦歌，国民哭则我报纸亦哭。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族人之悲欢忧乐即我报纸之悲欢忧乐也。此后报纸之或歌或哭，无一非我族人笑啼之真相。然则我报纸与族人关系之密切，不啻形影之不相离。虽至数千年而后，我报纸当永永与族人同聚于一室而歌哭相闻者也。…… 虽然，今日之中国一族人，哭多歌少之日也。国势孱弱至此，则我族人哭；外患侵凌，则我族人哭；内乱迭兴，则我族人哭；水旱盗贼之相乘，商民财力之交瘁，则我族人哭；而在上者犹假立完之名，以隐行其专制之实，凡国民应享之权利，无不出其敏捷强硬之手段以攫之而去，则我族人欲哭无泪矣。然而此非我族人坐以待毙之日，乃我族人卧薪尝胆时也。宣统五年之立宪，转瞬即届，政府虽未必实心举办，而我族人无不可乘此时机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学则兴教育，商则讲贸迁，工则重制造，绅则办地方公益。凡一切平民，皆当务专其业，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我同人虽不敏，亦当勉任提倡指导之天职，鼓吹宣扬之义务，以与我族人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于斯时也，我族人其破涕为欢，而始有相与歌哭之日乎?此则我同人愿与国民共勉之微意也。…… 他日者，国家之命运由困而享，神圣之国民由弱而强，则庶几我报纸与国族永聚于斯，闻歌声而不闻哭声，是即我同胞无量之幸福也。同人敢以此为他日之左券。③ 上述引文中的“中国一族人”，既是现代国民全体“陶铸”而成之“国族”，同时亦称“民族”，或确切地应称之为有别于族裔或种群民族的“国民或国家民族”。它显然是就参与立宪国家建设的汉、满、蒙、回、藏等各族“同胞”的整体而言。申报馆此种各民族一体化的强烈“国族”自觉及其责任意识，无疑得益于立宪运动的国民启蒙事业，不免令今人感慨万端。当是时，离清廷预定的立宪期限只剩下两年，离辛亥革命爆发之日，也已经不到三个月。 《申报》对“国族”一词的现代使用，同时也是对传统“国族”的词语含义加以转化的结果。《礼记·檀弓下》里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句，孔颖达疏曰：“‘聚国族于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国宾及会宗族也。”也就是说，《礼记》里的“国族”实际上是“国宾及宗族”的合称而已，这与该词的现代含义明显有别。类似含义的“国族”，明人夏完淳著名的《大哀赋》中也有使用：“式亏国族，深轸宸情，祭通族于太牢束帛，戍王人于扬水流薪。”不过，初步实现这种现代转换的“国族”一词化用的例子，恐怕并不始自《申报》，以笔者之见，早在1838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古今万国纲鉴录》一书里即有使用。其关于“英吉利国史”的部分写道：“圣书曰：此后我看大群人不胜数，由诸国族民类而来，立于神座神羔之前……”④如果说郭士立对“国族”一词的转译使用还少为人知，那么1903年，邹容《革命军》一书中的有关使用则流传甚广，且明显系由《礼记》中“国族”一词转化而来。请看《革命军》第四章：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贡九州，今日之十八行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⑤ 这里，邹容对《礼记》里那段文字的借用，其中的“国族”一词已是与“家族”、“乡族”、“部族”相对而言的更大的族体单位。对此，《革命军》中另一处使用“国族”的文字可以为证： 夫人之爱其种也，其内必有所结，然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产历史之大原因也。⑥ 很有意思的是，邹容《革命军》中使用“国族”的第二处，实际上由前一年即1902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一文中“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有关文字直接“加工”而成。也就是说，梁启超化用传统“国族”一词较邹容还要早一年。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写道：“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其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⑦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在思想上相互影响之一斑。众所周知，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揭示“人群进化”规律、塑造“新国民”为目标，它强调“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⑧可知梁氏对“国族”的理解，具有某种将族类、人种意识与国民的政治含义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把“民族”建立在“国民”基础之上的内涵，这与现代“nation”的意思已经相当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