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主义过渡:建国初期的粮食市场与国家调控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春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0240; 张艳梅,青岛黄海学院讲师 266427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粮食价格控制、销售、市场储量控制等三方面逐步调控粮食市场。量化数据表明,1952年底粮食市场已经整体稳定。1953年10月,统购统销前粮食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率已经接近于零。此研究为我们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事实基础。粮食调控与应对政策的出台及实施亦表明,这一过程既具理性,又有弹性,是一种社会主义趋势下的调适性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使新中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调适政策为尽快解决即时问题,其中又隐含了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当经济环境开始向常规转变时,这种不确定所内含的问题也变成了新的隐患。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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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7)05-0153-16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的建设道路问题一直是党内的关注焦点,诸多重要的政策方针都依此颁行。建国后的《共同纲领》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及成分做了具体规定,即新中国包含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要点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并以国营经济为主体。①于光远将此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②之后,随着三大改造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民主主义阶段及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目前学界对过渡原因的分析基本集中在三个方面:

       (1)外因角度,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朱佳木认为中国之所以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当时苏联承诺帮助发展重工业,中央为了抓住机遇,决定提前过渡。③李华玉则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发展良好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加速转变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促成了总路线的出台。④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文章也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是由斯大林倡导,非毛泽东本意,因此在苏联领导人更迭后,中国开始向激进的“斯大林模式”转变。⑤

       (2)内因角度,主要是中国发展工业化战略的需要。蒋积伟指出毛泽东选择“苏联模式”集中国力发展重工业,就意味着必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下的私有经济成分产生矛盾,改造势在必行。⑥孙代尧认为加速过渡的主要原因在于加速发展工业化的需要。⑦武力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原因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公私兼顾的均衡发展机制,不能保证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此外,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过渡。⑧庞松通过分析1953年5月李维汉提交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李的报告解决了如何过渡的问题,即过渡手段的问题,这间接促成了总路线的出台。⑨

       (3)理论上的矛盾性的必然结果。杨奎松从历史上梳理了俄国模式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影响及其变化,认为毛在1952年便选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乃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对比逆转后的必然结果。⑩高民等人则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矛盾性、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及国际环境等三方面,认为新民主主义被放弃是一种必然结果。(11)刘晶芳分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局限后,指出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上的矛盾认识及实践,使其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开始过渡。(12)

       学者们的分析为我们认识此一阶段提供了诸多面相,但亦可看出,现有研究着重指出的是体制外在的因素对新民主主义体制的影响,对体制本身的发展缺乏有力分析,特别是对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形尚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从1949年至1953年,国营经济到底是如何掌控市场,使得中共高层抛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从而坚定地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尚不清晰。本文将从区域市场的角度出发,利用基层粮食市场数据,来讨论国营经济对市场的掌控。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从量化的角度来认识这一时期国家是如何掌控基层经济,从而认定国营经济已经占据主要地位,可以开始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一 市场规律与粮价表现

       建国初期,新中国经历了四次大的物价起跌,粮食是当时衡量物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中共运用粮食价格政策对市场进行领导与调控,从而完成了对建国初期市场的调整,也为未来新经济政策的出台积累了相当经验。

       本文将以中南区的江西省南昌市为主,辅以其他不同大区的省市统计,以报纸、物价志为资料来源,对1949年到1953年的粮价变动进行具体分析,并结合1949年前的粮价数据加以对比,考察这一时期市场的变化。

       南昌市是江西省的省会,其水陆四通,是江西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同时,它也是江西全省的粮食集散枢纽,粮食直销上海、杭州、宁波、无锡等地,因此,南昌市的粮价对于周边城市及上海都有相当的影响。《江西日报》是江西政府的党报,创刊于1949年6月7日,专辟“本市商情”一栏通报每日商业动态,包括粮价。本节主要利用《江西日报》所刊1949-1953年的粮价波动来看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此外,也会采用《江西民国日报》的相关数据进行纵向比对。

       根据《江西省物价志》记载,中共接管后,南昌出现了三次大的物价波动,时间分别为:1949年6-7月、11-12月、1950年2月。这三次物价风波中,龙洋黑市和粮价成为物价变动的风向标。(13)

       总结《江西日报》中经济情报可知,1949-1950年影响粮价变动的因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1)销售市场的大小。这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常消费群体,二是批发市场。南昌的市场随着交通运输的恢复及中共占领区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1949年7月之后,单帮客一方面可以赴沪、杭采购工业品,另一方面南昌市场的粮食也有了更广阔的外销市场,如上海、杭州、武汉及南昌周边县市。市场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南昌的市场受外在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增大。(2)粮食来源地的多寡。南昌粮食市场的米粮主要来源于郊区的产地,如鄱阳、都昌、丰城、泉港、吉安、峡江等地,此外东北等地的米粮也会调剂性运入。(3)季节性的涨跌。每年7-9月新谷上市之际与12-2月米粮来源较少时,价格会存在较大的波动。(4)货币系统不稳定的状态下,金融市场的波动对整个市场物价的影响可能波及到粮价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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