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向来将读书识字看得十分神圣。儒家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社会一向“崇文”，且有长达千年的“耕读传统”。不过，受制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现实条件，长期以来，读书识字都只限于少数精英阶层，文字也主要垄断在精英阶层手中。在近代以前，绝大多数百姓尤其是农民都是文盲。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识字率》一书中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在地域分布上江南地区比之北方有更高的识字率。①不过，在葛兆光先生看来，罗友枝的这一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能够阅读的男性的数字显然是夸得过大了。“即使是在经济较发达的、教育较普及的地区，当时恐怕真正具有阅读能力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如果再算上边远地区和深山老林中的民众，恐怕连这个比例也难以达到。”②传统中国的识字率确实不容高估。清末时期，清政府学部和各地教育会估算全国文盲至少有2亿人之多，到民国时期，全国各重要社会教育机构调查后估计的文盲共有3.3亿人，占总人口的75.33%，并且有5000万失学儿童正在逐步成为文盲。③ “文盲”(illiterate)一词，据胡适先生考证是近代以来从日本传入的。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辞海》中才收录并解释了“文盲”这一词语，“文盲，谓不识字之人也。有目者见文字不识等于无目，故曰文盲。”尽管对“文盲”的解释近代的黎锦熙、傅葆琛等人也提出过其他定义，但“文盲”的概念总是和“目不识丁”联系在一起。黄贵祥先生在《文盲字汇研究》一书中认为：“文盲就是缺乏生活必需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简言之，文盲就是缺文字知具的人。”而“扫盲”(“扫除文盲”之简称)就是“使文盲拥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教育，或者说是授文盲以文字知具的教育。”④应该说，黄贵祥先生对“文盲”与“扫盲”的定义还是十分准确的。唯需注意传统中国的识字教育区别开来。中国历史上也重视“识字教育”，但它只存在于私塾，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志在参加科考的“士子”，普及面也十分有限。因此传统的识字教育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教育”，也不是本文所讲的“扫盲”。 笔者将“扫盲”定义为不以科举或应试为目的的，面向社会不识字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民)进行的识字教育和文化普及教育，它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环境下有组织的公共教育与公共传播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扫盲教育要到晚清才开始出现。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晚清以降，伴随着政治革新和文化启蒙，大众媒介尤其是报刊业迅速悖兴，在社会结构转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民众对识字的需求以及向民众普及文化和呼声也在不断高涨。面向农村和农民的“送字下乡”逐渐成为政治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表现在扫盲教育上，就是参与扫盲的主体、规模以及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终于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扫盲运动”。我们可以发现，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与“文化转型”无一例外都在尽力朝着扩大识字者范围的方向努力。那么，晚清以降，在中国的扫盲教育中，哪些力量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他们的“送字下乡”的动机与目的又有何异同？取得了怎样的政治社会效果？如何解读和评价？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清末以来下层民众的启蒙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但对于“送字下乡”的关注却较少。在“扫盲”研究方面，关于1949年以后的研究成果甚多，但关注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研究却少之又少，而对扫盲运动的演进及不同扫盲主体之间的比较分析迄今是一个空白。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掌握知识的阶层和文盲阶层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自上而下的宣教与灌输一直存在，但只有到了晚清以降，有意识地、大规模的“送字下乡”才得以出现，这显然是一种新生事物。姜士彬(David Johnson)指出：“对于理解中国历史，至少是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这种存在于受教育者和不识字者之间的交流体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应该引起所有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⑤本文即聚焦于这种新生的文化互动方式和文化传播方式。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送字下乡”实践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字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背后的动机与社会影响。 二、“为宗教服务”：传教士的“送经下乡”与“送字下乡”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东来也开始进入中国传教。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并于1811年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了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为了传播教义，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开办学校、出版报纸、印刷书籍，为传教扫除文化障碍。因此，他们成为中国“送字下乡”的先驱。 (一)传教士所移植的识字与扫盲传统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明代，推广基督教是他们的重要使命。早在十七世纪，罗马天主教就设立了教廷传信部，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他们设立了广泛的学校网以传播基督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