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生活史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几乎与西方学界同时展开。50年代，陈直的论文中明确使用了“日常生活”的概念；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秦汉社会生活日益受到重视，并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同时进行，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是研究的一贯特点。近年来，随着“日常生活”学术理念的影响日益扩大，日常生活的研究注重宏观叙事与微观考察的兼顾，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研究的并及。以“私人”为出发点，由“物”的生活用具到“人”的生活日常，或许是今后秦汉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趋势所在。 日常生活史研究，脱胎于社会生活史的开展，但“日常生活”的概念在秦汉史的研究中出现的较早。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蓄奴制的讨论牵涉到汉代的社会性质，食货派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视，促使秦汉社会史的讨论涉及民生、风俗及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的内容。 1932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推出《汉代中国的私生活》(伭晓笛等译《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一书，该书根据简牍和其他历史文献，对汉人的私生活作了概貌式的勾勒。“私生活”与“日常生活”的概念接近，但更具前瞻性。东西方学者对汉代日常生活的研究几乎是同时展开的。1922年柳诒徵《汉人生计之研究》(《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年)对汉人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生计问题作了论述。1934年武仙卿在《中国经济》上发表《秦汉农民生活与农民暴动》，次年杨联陞在《食货》发表《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探讨农民生活、日常生计及其与社会动荡的关系。受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影响的熊得山则撰有《中国社会史论》(昆仑书店，1929年)，书中“汉代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义务”一节，将农民的社会负担与农耕织作、迎来送往等生活状况相联系，考察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活的幸福度。社会史大论战中出现的有关秦汉社会的名著，往往涉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风俗习惯、婚丧礼俗、居住制度等内容。这一时期的断代史与专门史著作中，也多见秦汉生活的内容。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被认为是研究女性生活史开山之作，书中专有“汉代的妇女生活”一节。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在断代史中首创“人民生活”等栏目，叙述秦汉民众的生计、生活等内容。此时秦汉生活史的研究以“民众生活”为主，以文献资料整理见长，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对考古资料的利用并不充分，理论探讨也不深入，但在日常生活史的探讨上具有开创意义。 1949年以后国内史学界的研究中，古史分期、两汉官私奴婢的性质和地位、重农抑商政策的评价、农民战争等问题成为学术讨论的主题，其中或多或少地涉及秦汉的日常生活。如奴婢、苍头、徒等身份的研究，涉及汉代贵族的生活方式；劳动力和农业产量的研究，涉及汉代农民家庭的生活质量以及百姓的日常生计。安作璋《汉史初探》(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收有关于西汉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4篇论文。其后陈直发表《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收入《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从饮食、器用、服装、舟车、舞乐、医疗等方面考察汉人的“日常生活”，开启了这一时期秦汉日常生活的专题研究。陈直的研究与早年马伯乐的研究有相近之处，他们都率先使用了“日常生活”或“私生活”的概念，表现出视野的超前性，且高度重视考古资料的利用以补充日常生活研究中文献资料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秦汉社会生活史研究也逐步展开“日常生活”内容被包含在“社会生活”的概念之中。过去被忽视的家族史、生活史、风俗史、文化史也随着社会史研究而纷纷开展，内容遍及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周天游《秦汉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认为不能忽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民众生活的研究对经济、政治的研究有互补作用，在了解汉代饮食生活基本以一日两餐为主要形式的情况后，对某些学者过高估计两汉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也等于注入了一针清醒剂。 秦汉社会生活的研究，往往与文化史、文明史融合在一起。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全面描述了秦汉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概貌，书中城市风貌、服饰、饮食结构、居住条件、水陆交通、信仰、祭祀等章节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物质文化资料性强也是其特点。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及其再版《秦汉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设置了“礼仪与风俗”、“衣食住行与工艺”等章，叙述秦汉的社会生活。这一时期秦汉风俗史的研究成果颇丰，而日常生活与此紧密相关。韩养民《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专题形式考察了汉代的社会风尚和生活。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卫生保健、农业生产、信仰、节日、游艺、交际和社会风尚等方面，展现了秦汉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