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1911-1988)，原名家麟，笔名休休生，福建福州人。在其55年的治史生涯中，傅先生日渐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多学科方法，立足基层，关注民间文献，准确把握住了中国传统社会新生因素的进步性与局限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与缓和性、社会治理中的官方性与民间性以及社会发展的早熟性与不成熟性等特点，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重要奠基人。 傅衣凌出生于1911年，那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袁世凯帝制自为、护法运动、军阀战争等不断发生，社会动荡局面延续。进入大学时，白色恐怖正炽，他亲眼目睹最喜爱的老师肖炳实(项萍)总是处于军警的盯梢和围堵状态，感到特别揪心。肖炳实是江西萍乡人，1924年毕业于之江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革命低潮之际，他南下厦门大学，公开身份是大学教员，秘密身份是中共福建省委委员，时任省委军委秘书的陶铸是他的直接联系人。①1931年，中共福建省委被破坏，肖炳实遭通缉，从此离开了厦大。其后他到苏联接受过训练，回国后基本在情报部门工作，晚年于中华书局任上逝世。大学阶段肖炳实老师在其“中国文化史”课程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逐渐沁入傅衣凌的心灵，肖老师的遭遇也让青年傅衣凌对共产主义事业增添了一份崇敬和体认。离开厦大的肖炳实老师还时常邮寄北平新出版的书刊，让傅衣凌受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熏染。② 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界兴起了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学研究者队伍逐渐成长，傅衣凌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他回忆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扩大了他的读书视野，他逐渐接触到乌里亚诺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哈林《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著作③，尽管他自谦地认为这是极初步的点滴知识，但他心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意识已经萌生，因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社会结构分析方法正是从欧洲的历史中提炼出来的。傅衣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对社会发展诸形态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展开思考，他与邓拓、陈啸江等人交换意见，并积极撰文参与讨论。1933年，傅衣凌撰写论文提出：秦汉的豪族来源于六国的故家遗族，人数不少，虽然失去了政权，但他们仍“不愿与齐民齿”，秦始皇反复有徙豪之举，却并不能彻底，而且随着世代的繁衍，豪族还可能壮大起来，它们以“保族”“收族”为圭臬，延续着自己的文化精神。他们养客作为自己的辅弼，蓄奴作为继续养尊处优的前提，生活奢靡，行为横肆，往往成为贫民的剥削者和政权的直接威胁，当统治者试图压服他们的时候，一些豪强潜伏下来，衍生为魏晋时期的门阀。该文的编者按说，“虽然衣凌先生草此文时，尚未知中国社会史论史上，有这么一种的新主张”(指汉代社会已较前不同，开始有“佃耕制”时代特征或者说亚细亚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特征这样一种学术观点)，然而，傅先生的论述却与此暗合。该文所刊发的《现代史学》是傅先生的文友陈啸江在中山大学朱谦之教授的支持下创办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倾向。在该刊第3—4期合刊号上傅先生再度发文，提出讨论中国的社会性质，应该从经济这个“社会底下层基础”出发，不能“全是机械的说法，拿西洋的学说，来刻画中国的社会”，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以生产方式为割分的标准”。④傅先生阅读了192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马克思著、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认识到应该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出发揭示中国秦汉以后社会的特殊性，傅先生将之定义为“隶农制”。这种“隶农制”不是封建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从生产技术上看，铁器、牛耕、人工灌溉都臻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从田制角度看，土地可休耕、可买卖，产品亦可进入市场；高利贷大行其道。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是隶农制，其根源在于高利贷资本、商人资本与土地资本实现了三位一体，中国专制主义政权以官僚、军队实施对地主、商人、农民(隶农)、奴隶的统治，等级界限森严，尽管有科举制度激发官僚队伍的更新，但社会的保守色彩明显。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傅先生认为：奴隶阶层长期存在，其来源包括俘虏、罪人、赏赐、买卖、贡献与投靠等多个方面，应用于军事、生产、宫廷及其他方面的杂役，他们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都极低，他们的主子则往往占田无限，作威作福。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时常表现出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⑤ 1935年，傅先生负笈日本，接触到日本流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日本学界“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史的论战，主要的有劳农派与讲座派两者，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我花了重金，购买了全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讲座》，不时研读。同时，我翻译苏联波里也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刊登于当时的《食货》半月刊。”⑥傅先生由此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如能学习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将是很有好处的，这种好处特别表现为视野的宽广和看待问题的周密性上。 1940年时，傅先生已认识到：人类社会往往存在着丰富复杂的实态，“在我们的周围，有依照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被利润支配的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有单纯商品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甚至还有带着原始色彩的自然经济；在政治生活方面，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有君主国家和法西斯独裁国家，有封建的王国和半封建的军治国家，甚至还有在过部落生活的酋长制度；至文化生活的领域来说，我们也可以举出极矛盾的现象，现在科学昌明的世界，有的却在那里提倡读经，以及无批判地恢复一切旧有的东西，这些不合理而错杂的现象，围绕着我们的身边，实在已够弄得头晕目眩，莫知适从了。”⑦傅衣凌先生力求从纷繁的社会现象背后，剖析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质，把握其特征，并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经过对当时流行的诸多社会分期理论的比较分析，傅先生认同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五阶段理论。⑧ 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时曾指出方志、族谱、账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但囿于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依此实践者却迟迟没有出现。傅先生堪称较早的实践者。通过访问、调查搜集原无人问津的研究资料，赖之寻找历史演变的端绪，逐渐成为傅先生治史的鲜明风格。这种在传统典籍文献之外开辟新的史料来源的做法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人们看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实态，生动而鲜活，这也让青年傅衣凌特别兴奋。1937年他在福建永安躲避日军空袭时，无意间发现了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期的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这些别人视之为“腐朽”的东西，到了傅先生手里，却马上变成“神奇”，他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该书对明清时期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二主等问题作出了清晰的阐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奠基之作，东京大学田中正俊和重田德两位先生曾共同翻译该著作，仁井田陞先生亦高度认同该著，因为傅先生这种治史方法恰好切合了国际史学界借重民间文献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⑨傅先生曾特别感慨接触现实对他加深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他说：“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