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7)04-0110-09 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定和保障国内粮食供应，曾采取过“以出养进”的粮食贸易策略，即高价出口高等级大米以进口相对廉价的小麦。早在1954年，中国就曾试购过约2000吨①的加拿大小麦。[1]在外方资料中，到1958年第二次出现中国进口加拿大农产品(其中大部分为小麦)的记录时，其金额已经攀升至700万美元。[2]根据澳大利亚的资料显示，1957-1958财政年度，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了价值5.2万英镑的小麦；1958-1959财政年度相应的数字则为23.3万英镑。[3]中方记录则显示，中国于1958年自加拿大进口了3800万蒲式耳(约合10.27万吨)小麦。[4]同时，1957-1958农业年度的世界粮食生产的总体情况是：澳大利亚的收成情况较差，被迫进口加拿大小麦以满足其国内需求；但法国的麦收情况很好，同时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剩余也累积到了创纪录的新高峰。[5]加拿大政府迫切希望缓解粮食积压问题，以期得到其西北各省农场主及其协会的谅解与支持。而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连续贸易赤字之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也开始重新取得较为明显的增长，恢复了对华贸易出超的有利地位。[6]由于“大跃进”运动，1959年度和1960年度的中加、中澳农产品贸易再次中断，但可以据前述情况得出较为明确的判断，即中加、中澳之间的粮食贸易自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推动力。 一、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粮食贸易 (一)中国打通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粮食的渠道与加澳攻守同盟的形成 1960年下半年，中国国内粮食供应形势异常严峻。9月，华润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接到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指示，开始与加拿大小麦局、澳大利亚小麦局、法国路易达孚公司、美国邦吉集团②、澳大利亚悉尼戈林戈伊公司等各方进行接触，准备进口小麦。中方在接触中询问了相关国家粮食的可售量、质量、种类及价格，这在西方国家各粮食贸易公司之间引发了竞争。[7]1960年和1961年，由于中东地区发生了旱灾，法国和苏联向该地区输出了部分粮食，导致法、苏两国国内的粮食库存有所下降，这使美、加、澳三国成为中国可能的粮食进口来源国。囿于意识形态和贸易封锁禁运因素的影响，中国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显得困难重重。同时，对华持友好态度的美国嘉吉集团的小约翰·H·麦克米兰于1960年12月23日去世。[8]通过该公司设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分支机构进口美国粮食的意向也被迫搁浅。短时间内有可能向中国直接输出大量粮食的就只剩下加、澳两国。 至1960年底，中国的粮食供应情况越发紧张。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此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此时，对于粮食进口的目的和数量的估计尚不成熟。李先念在信中尚认为进口粮食是因为“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而“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此件由周恩来于12月5日批复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并转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12日批复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9]华润同澳大利亚小麦局关于进口粮食的谈判随即于12月15日开始。负责谈判总体事宜的丁克坚于12月17日赴香港，要求立即大量进口澳大利亚小麦，澳方最终同意以折扣价出售所谓“平均优良品质”③的小麦并且接受中方以英镑现汇付款的条件。至此，中国初步打通了从澳大利亚大批量进口粮食的渠道。 但仅从澳大利亚进口粮食尚不足以完成前述100万吨粮食的进口计划，加之该进口计划的目标已于12月底提高至150万吨，[10]为此，中国将进一步寻求粮食进口的目光转向加拿大。1961年1月3日，在加拿大温尼伯访问的华润代表表达了希望进口加拿大小麦和大麦的意向。[11]中方希望使拟议中的中加粮食贸易协议在最为广阔的范围内为外界所知，以便通过国家间的贸易竞争，从加拿大粮食种植者与贸易商联合游说团体处获得对于该协议的支持。因此，中方提议在温尼伯展开一些先期的事务性谈判。为向加方强调其必须与澳大利亚小麦局在中国的粮食市场上展开竞争，华润还于次日在香港签署了一份进口澳大利亚面粉的合同。然而，就在加拿大小麦局与华润于温尼伯举行谈判前，1961年1月17日，美国农业部农产品信贷公司向加拿大小麦局首席专员W·C·麦克纳马拉传达消息称，该机构希望中加粮食谈判取得成功，并且希望这种成功能使美方将来也能参与到这种贸易当中。[12]麦克纳马拉据此认为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向中国出口粮食。因此，对于加拿大小麦局而言，关键是要抢在美国之前与华润达成协议。两天后，加拿大小麦局同意向中国出售大麦。中国又开拓了从加拿大大批量进口粮食的新来源。 1960年底至次年2月末，中国按国际通行的现汇贸易方式向加、澳等国订购了大量粮食(见下页表)。澳方注意到，中国的贸易行为等发生了显著转换，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分布情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动。而且，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中有很多是无偿援助或半无偿的性质，货币价格仅为定价后的估算值，若将其扣除，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几乎与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额等量齐观。据此，澳方开始担忧中国贸易的可持续性及国际支付能力等问题。澳大利亚小麦局主席蒂斯代尔尤其忧虑“此类贸易将使澳大利亚过于依赖中国(的小麦市场)”、“中国在缺乏覆盖风险所需的保险的情况下履行其承诺的能力有不确定性”。[3](pp.285～288)毕竟，以现汇对华出口粮食是一回事，在卖方信贷的基础上对华出口粮食又是另一回事。1961年3月底至4月初，澳大利亚小麦局和加拿大小麦局的官员们通过外交电报密集交换了意见。为了防止中方利用两局都推销剩余粮食而争取于中方有利的贸易条款，他们考虑为加、澳两国的对华粮食出口设立信贷限制；双方还同意，此后一旦两国的信贷政策有任何变动，都会通知对方。[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