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洋之争”:技术革命的愿景与现实

作 者:

作者简介:
林超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技术革命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在依靠“土办法”(依靠现有的技术和设备)还是“洋办法”(依靠现代机械化设备)发展工业的问题上,演化出一场“土洋之争”。当“土洋之争”进入官方舆论场域,土办法很快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对洋办法的攻击,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土洋之争”看似意识形态斗争,实则是一种配合政策的宣传口径。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赶超西方先进国家、进行工业革命道路上遭遇的难题。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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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7)05-0169-10

      在1958年1月相继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形成了他的“不断革命”思想,继“夺取政权”“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①赶超英国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足见毛泽东对技术革命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与同时期世界上生产技术水平先进的国家比较,其时中国尚未经历那些国家曾经历过的大规模的机械化、电气化的技术革命,而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已经出现了。用更加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取代生产中的落后工具和手工操作,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工农业大跃进,对中国而言迫在眉睫,也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唯一途径。

      但是,中国的技术革命并不像通常所理解那样,这场本该以“洋”取代“土”的技术革命,很快转向了“土洋并举”,并最终以“土”告终。有关“土洋之争”的话题由此而来。官方的报告称,“几乎所有工厂,在每一项重大改革之前,都发生了土洋之争”。②“洋办法”甚至成为“少慢差费”的代表;“洋专家”(主要指技术人员)被作为阻扰改革、墨守成规的反面人物。③“土洋之争”还被认为是“先进与落后、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正确与不正确的思想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的斗争,或者是两种方法的斗争”。④朱云河认为,从“土洋并举”到“以土为主”的转变是中共依靠群众运动进行技术革命、排斥知识分子的必然结果,技术革命不依靠知识分子,无异于抽去了支撑用洋办法进行技术革命的脊梁。⑤更有学者直言,以土法炼钢为代表的土法生产方式,弥漫着“大跃进”时期狂热的“左”倾气氛,依靠发动下层群众,忽视技术发展的固有规律,不仅未能促进技术的发展,反而造成极大的浪费和危害,它甚至是导致“大跃进”失败和国民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⑥

      技术革命发起以后,“土”“洋”何以从兼容走向对立?对此,笔者仍存有疑虑。仅仅用“狂热”“左”倾等字眼恐怕不足以解释“大跃进”中的诸多现象,经济建设毕竟不是少数人的主观臆想。在翻阅相关档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生产实践领域,“土洋之争”并不似公开言论宣称的那样普遍存在,甚至于在“大跃进”的生产热潮中,技术革命也可有可无。“土洋之争”究竟从何而来?要说明这个问题,还要从技术革命提出之初开始说起。

      一 技术革命的初衷:机械化革命

      最迟于1953年底,毛泽东萌发了他关于技术革命的设想。在谈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他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⑦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在1954年9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对农业技术革命作了公开的表述。针对如何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表示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社会革命,也就是“合作化”;第二步是技术革命,即“机械化”。但彼时既没有足够的技术,也没有足够的钢铁和动力工业,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只能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⑧对此,邓子恢继续解释称:当前农业机械化也要分两个步骤,在全国能够大量制造拖拉机、抽水机,大量生产汽油以前,应先大力推广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⑨

      随后,“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被写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1958年前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深翻等农业生产活动中,农具改革运动初露苗头。为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加快工程进度,农民开始自发地改良农具,用车子代替挑子,自制了起重机、运土机、水车等运输工具。⑩改良农具在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之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新式农具被创造出来。据上海报道,截至1958年5月,市郊3县和3个郊区改良和制造的新式农具就达400多种。村民自制的手推车、松土机、播种机、喷雾器、割麦机、除草机、自动脱谷机、脚踏水车、电动水车,涉及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应有尽有。这些农具的共同特点是构造简单、成本低廉。(11)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还携带着他们的发明创造,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农具展览会。为期4个半月的展览会,共计接待全国观众55万人次。(12)7月,中央继续发出《关于迅速在农村展开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要求在短期内,用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普遍替代旧式农具,使劳动效率提高一到两倍。为此,中央农业部专门成立了农具改革办公室,要求各地每10天汇报一次工作进度,定期公布成果。

      工业方面,同样需要技术革命。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他还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13)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制订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决定。此后编订的规划明确提出,要在12年内,使我国落后的科学技术在重要领域接近或争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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