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9-0100-08 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企业劳资双方常因利益分配失衡而发生龃龉，引发劳资纠纷与罢工。其中因失业诱发的劳资纠纷尤为突出，引起了国民政府与社会媒体的高度关注。上海《申报》作为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早、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媒体，①以其地缘优势对上海、天津、北京、青岛、福建、广东等地的劳资纠纷与工潮进行了长时段、大范围的连续性报道，共计2500余次。②《申报》不但重点追踪报道典型案例，且广泛覆盖全国各行各业。其报道的内容既有关于劳资纠纷与罢工的统计资料、案件起因、过程与结果，又有官方、工会、资方与劳方等有关各方的态度与应对措施以及相关的政论性文章。目前学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资纠纷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劳资纠纷原因、劳资争议立法与制度建设、调解劳资纠纷的措施等方面，侧重从“工运史”或者区域史的角度对个别的劳资争议案例进行考察，③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失业危机导致的劳资纠纷鲜有提及，尚未见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在吸收与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申报》相关的丰富报道为材料支撑，拟对1927-1937年失业影响下的劳资纠纷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爬梳民国报人笔下的劳资纠纷报道，分析《申报》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对政府、资方与劳方等为化解矛盾所付出的努力，给予其客观的评价与历史的同情。 一、《申报》对失业冲击波下劳资纠纷的报道 1927-1937年，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战争、灾荒及西方列强侵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工商业凋敝、农村经济破产，失业遍及全国各行各业。受国家财力与社会控制力的局限，失业普查难以推广至全国。因此，关于城市失业人口仅有零星的调查数据，连续的全国统计数据尚未见及。这一时期，“我国产业落后，年来农村经济又加紧崩溃，城市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1936年统计，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汉口、武昌、汉阳、长沙、重庆、南京、无锡、苏州、广州等地失业者达2 655 880人。④可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爆发了严重的失业危机。卷入失业危机的劳资双方皆深陷窘境。劳方与资方经常围绕工资待遇、工作时长、工作条件、停业和解雇等问题发生劳资纠纷，甚而演化为罢工风潮。其中，停工、歇业或解雇成为引发劳资纠纷与罢工的主要原因。 作为当时最具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的新闻媒体，《申报》率先对1927-1937年以长三角为核心的失业所引发的劳资纠纷潮进行了长期的跟踪报道。有关劳资纠纷或工潮的报道每年不下二三百次，占据了报纸的大量版面。1934-1936年间，相关报道才逐渐减少，由100余次减至24次，而至1937年复攀升至211次。⑤总体而言，《申报》重点关注大规模的工潮，如1927年英美烟厂工潮，1928年上海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取消工友的雇约而引起的劳资纠纷案，1928年杭州丝织工潮，1929年新新公司职工罢工，1930年上海药业安插失业职工纠纷案，1932年上海三友实业劳资纠纷案，1933年上海电力公司劳资纠纷案，1934年英美烟厂工潮与唐山工潮，1935年北洋火柴公司工潮，1936年开滦工潮、青岛日纱工潮与上海丝厂工潮，1936年上海裁减人力车风波等等。⑥ 实际上，《申报》在晚清初创时期呈现出世俗化取向与政治保守立场，1912年进入“史量才时代”才开始转型。史量才(1880-1934)在接管《申报》时便确定了办报方针：“不偏不倚，言论自由，民众喉舌。”⑦并明确提出“经济独立是新闻独立的基本前提；政治独立是新闻独立的内在保障；编辑部内部独立是新闻独立的文化内核”⑧。远离各种政治力量，保持中立，为《申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生存空间。同时，史量才还积极改进经营管理模式，招贤纳士，聘请全国各地特约记者，广泛搜罗信息，及时、准确地反映国内外时政要闻与重大社会问题的走势。因而，当上海劳资纠纷频发时，《申报》凭借地缘优势，以不倚仗任何党派或政治力量的独立立场，为劳工阶层和平民百姓发声，相对集中地报道了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上海市因失业而引发的劳资纠纷，取得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给政府与资方施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1929年上海市社会局调查工会187家，会员总数155 069人，失业会员有10 009人。在调查全市工会失业职工总数基础上，分析职工的失业原因和生活状况，拟订失业职工登记表，由失业职工到局登记，结果填表者1215人。其中，失业原因不明者18人，出于资方主动原因而失业者最多，达749人，如无故开除、裁减工友、因病开除等。因停业闭厂、更换资方等失业者，计236人，占19.42%。⑨可见，资方主动开除或解雇成为工人失业的主因，由此而引发的劳资纠纷也逐渐增多。1930年，为反对资方拒绝安插失业工友、迫压工会，上海市药业工人掀起了大规模工潮，几至不可收拾。⑩1931年，上海市丝厂“因市况不佳维持为难，资本已亏折将尽，加以江浙春蚕出货大减，存茧已将缫完，所存者均已押出，无力起赎……于是全市丝厂106家，开工者20余家，亦因缺乏原料，不得已纷纷停工”(11)。据调查，1928年至1932年，上海市共计发生劳资纠纷案件1491起，以解雇、歇业为其主因。每年案件有300起左右，关系工厂1799家，涉及职工484 781人。(12)据1934年《申报》报道，上海南市金龙织绸厂“近因绸业衰落、营业清淡，于去年年底提前停工，决定2月26日开工，但至期厂方延不开工，并将工人解雇，以致引起纠纷”(13)。这一时期，《申报》聚焦于上海市的丝织业、药业、米业、人力车夫、电力公司等颇具规模的劳资纠纷，这既彰显了报纸关注现实特点，又让民众透过报纸真切地感受到了失业劳工的困境以及为改变窘境而进行的抗争，最终形成有利于劳方的舆情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