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10-0041-12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肇建中华民国，从而在中国终结了沿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民主共和制度。毫无疑问，中华民国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值得深入研究。而时人的感知和认识，也常常能够给我们认识这一段重要历史提供某些启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建立之后，身临其境的各类社会群体和个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缘于各自的立场与境遇，对民国有着既相似又不同的印象与认知，对此予以考察和分析，可以帮助今人了解和认识民国的真实面貌，甚至对于解析当下的所谓“民国热”或许也不无裨益。 工商界作为民国时期人数众多并且在民间社会中颇具影响的一大群体，其最为关注的当然是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以及市场的稳定与繁荣，乃至对民国与共和制度的理解和认知，也深受经济因素影响。另外，由于民国不同时期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工商业的衰败和工商业者的地位起伏，因此工商界与民国政府的各种互动也较为频繁，并致使工商界人士常常会对政府甚至民国发出种种感慨和评论，可以使我们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工商界人士对当时经济变迁乃至整个民国的印象，进而加深认识民国的表象与本质。本文即拟结合相关史实对此作一初步梳理与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愿景与现实的冲突：民国肇建之初工商界的矛盾困惑印象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社会各界大都对这一新民国具有良好的印象和美好的期待。但工商界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与利益诉求，对辛亥武昌首义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有着比较复杂的直观感受与认知。 对于工商界而言，推翻清王朝和建立中华民国并非其此前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更不是工商界为之奋斗牺牲的政治目标，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国体与政体的重大变革。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酝酿与发展的较长历史阶段，除极少数人之外，作为一个重要社会群体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影响的工商界，在整体上一直都未曾对革命表达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当时工商界不支持革命不难理解，一方面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从来就没有将动员工商界以及社会各界民众参与革命作为重要任务，此与后来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从事国民革命时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存在着明显不同。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包括工商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民众或主动或被动地相继参与其中，辛亥革命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精英革命，并没有各界民众的积极参与。由于上述原因，工商界不仅对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缺乏了解，而且始终畏惧革命造成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 从实际情况看，就工商界人士而言，因其不同于一般社会群体的特殊地位与利益关联，对辛亥革命肇建的中华民国，初始印象也并非那么美好。众所周知，暴力革命必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引起剧烈社会动荡，并影响商业运行乃至整个经济的正常发展。辛亥革命的爆发在当时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例如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尽管武昌、汉口相继顺利光复，革命军屡屡发出公告，竭力安定民心，维持商务，宣布“虐待商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关闭店铺者，斩；繁荣商业者，奖”①。但仍无法避免地出现了金融危机与商业停滞现象，银行的“一般存款提取及贷款收回告急，官方发行之纸币贬值，民间金融机构之纸币不能流通，旧式金融机构基本关门，各种交易完全停止”②。这一结果导致当时武汉的金融与工商业均无法正常运转，工商界人士也因此而陷入了困境。随后，武昌首义又接连在各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系列金融动荡，很快就形成了全国性的人心恐慌与商业衰败，工商界也被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例如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鄂汉倡义，警耗频传，居民奔避塞途。商即不辍业，而濒于危者什约八九”③。随即发生了“人心惶惑，纷提现款，以致银圆缺乏，市面紧急”的危急状况。为了应对这一危局，苏州各大钱庄在自救无力的情况下，只得转而吁请苏州商务总会呈请抚藩拨银接济，虽然江苏省布政使面对商会的反复吁请，批准拨付现银20万元俾资周转，但却如同杯水车薪，仍难以维持④。与此同时，在银行林立的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无论官办还是商办银行，包括大清、储蓄、交通、信成等银行，甚至外国银行也无例外，都相继发生了极为严重的挤兑现象，其他私立金融机构更不得不全部停止兑付，钱庄“倒闭者有二三十家乃至四十余家”。毫无疑问，如此严重的金融动荡势必导致人心恐慌，商业停滞，经济萧条，于是“上海商人纷纷迁避租界”，以确保人身安全，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商业贸易则陷于停顿，“城内及相邻地带的交易，全部停止，店铺相继关门”⑤。不仅上海如此，在全国许多省区也都继续出现类似危急情形：“自鄂省事起，谣言四播，京津亦因之人心惶惑，市面异常恐慌。”⑥广州、汕头、长春、铁岭等地虽未发生大的金融风潮，但金融动荡和纸币贬值也同样日趋严重。显而易见，武昌首义后出现这样的动荡局面，在短时间内当然无法使工商界人士对辛亥革命以及通过这场革命肇建的中华民国留下良好印象。 但是，在清朝灭亡和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工商界中也有一部分人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新创建的中华民国充满了殷切期望。例如张謇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前虽然公开支持君主立宪制，对武昌首义的爆发及其影响也不无疑虑，但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他的政治态度逐渐有所改变，认为“一切实业、教育之障碍，渐可解除”，其原因是“政改共和，决不至如前腐败”⑦。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工商界一部分人士的心声。除此之外，当时还有许多工商业者和社会人士认为，民国肇建将为实业振兴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因而各种实业团体在民初如雨后春笋般接连诞生，以迎接实业发展的大好良机。民国元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怀着喜悦之情欢呼：“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