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布  

作 者:

作者简介:
汪建雄,经济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贸与会展学院金融系讲师;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贸与会展学院金融系,E-mail:wjx.cufe@gmail.com 100024

原文出处:
制度经济学研究

内容提要:

基于近代中国1776-1953年间6个时点的省、府两级人口和州府经纬度数据,通过混合回归、面板回归和空间面板回归,我们发现: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人口增长率越低,且该模式在战乱时期比和平时期更显著;和平时期邻近地区的人口密度对本地区人口增长率有正向影响,战乱时期则有负向影响。我们认为在和平时期,导致高人口密度地区出现低人口增长的高死亡率和高净人口迁出率,很可能源自这类地区有着较低的人均收入。而战乱时期的模式,还可能源于高人口密度地区居民更为积极地参与战乱,这同样源于这类地区有着较低的人均收入。故而,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实证结果,可作为工业化之前近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更低的证据。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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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9 F129.9 F061.5 文献标识码:A

      清中期以来近代中国经济总量所经历的大幅增长已被普遍认同,但对与增长相伴随的居民收入的分布变化,目前学界却存在两类截然相反的观点(李伯重,2015)。一类观点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也增长到了较高水平(李伯重,2010);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下降到了更低水平(Allen et al.,2011)。而二者的支持性证据部分源自个案分析(Philip,1990),部分来自基于历史档案资料的人均收入重建、年龄堆积和平均身高等指标(李伯重,2010.;Baten et al.,2010;Allen et al.,2011)。这些证据或者属于细节信息,或者是特定行业、地区和时段的个体信息,据此推断总体居民收入水平难免存在以偏概全之嫌。

      基于本身即为总体指标的清中期以来6个时点的人口数据,通过构造多个与居民收入水平相关的研究假设并对其加以检验,本文提供了基于总体数据推断居民收入分布情况的另一种思路。经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人口增长率越低,且其战乱时期的影响比和平时期更大;和平时期,邻近地区的人口密度对本地区人口增长率有正向影响,战乱时期则有负向影响。结合相关文献,我们认为上述事实可为近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更低提供证据。

      本文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基于1776-1953年间的府级和省级人口数据,首次对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的关系加以实证,得出了诸多明确结论;将人口增长率视为居民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为研究近代居民的收入分布提供了新的思路。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在回顾现有文献之后,给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与研究设计,先给出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再给出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先给出基于府级和省级数据的回归结果,再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和讨论;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彭慕兰(Pomeranz,2000)提出工业革命前夕以伦敦为代表的英国在居民收入上的大幅增长,给工业革命恰好且必然发生在英国创造了条件。而同期的清代中国,受玉米、红薯等农作物的传入与普遍种植的影响,人口和经济总量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张祥稳和惠富平,2007;Chen and Kung,2016)。这一增长是否也导致了清代的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稳步上升,从而具备了与同期的英国相似的条件呢?鉴于这关乎“工业革命是否有可能发生在同期的中国”这一重大主题,诸多文献对其进行了回答,而其观点则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类(李伯重,2015)。

      一类文献认为清中期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也更高。他们提出19世纪20年代江南松江地区的人均收入接近同期西欧水平,其人均日营养摄入量则与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当(李伯重,2010;Li and Zanden,2010)。

      另一类文献则认为清中晚期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更低。其中,孔飞力(Philip,1990)认为清中期江南地区居民收入下降到了生存线附近,才导致了1768年叫魂事件的出现和普遍蔓延。阿伦等(Allen et al.,2011)在对同一时期的多国经济加以比较后,提出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远低于同期的荷兰和伦敦,且1738-1855年间北京和苏州的福利水平大致呈下降趋势,直到1870年之后才略有上升。巴腾等(Baten et al.,2010)采用年龄堆积、平均身高等指标,其结果也揭示了1850年之后人均收入存在下降趋势。

      上述文献虽观点截然相反,但其论证依据却大抵相似:要么出于个案分析(Philip,1990),要么源自基于历史档案资料的人均收入重建、年龄堆积和平均身高等指标(李伯重,2010;Baten et al,2010;Allen et al.,2011)。前者完全基于细节信息,后者则基于特定行业、地区和时段的个体信息来对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做出推断。前者缺陷明显,后者同样存在漏洞:当总体由异质个体构成时,由个体对总体的推断将依赖于总体的分布特征,而此类文献大多没考虑居民收入的分布。事实上,即便经济总量上升,受收入分布变化的影响,也有可能仅有少数个体从中受惠而多数个体的收入水平反而趋于下降(Piketty,2014)。

      有鉴于此,本文将另寻出路:以人口密度代理各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而以人口增长率代理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通过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刻画地区间经济总量水平的差异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从而为判断清中晚期以来近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居民收入是否高于其他地区”提供证据。由于我们的分析所基于的人口数据本身即是总体数据,并非以细节信息或特定个体信息推断总体,故不会受到由此引发的问题的困扰。

      基于人口数据和相关文献,假定“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居民收入水平更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5个可供检验的研究假设。

      H1:和平时期,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人口增长率越低。和平时期,人口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该地区的出生率、死亡率、迁出率和迁入率,这四个指标中的每一项均与居民收入水平有关。相对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者会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生育,而饥寒和医药匮乏则使其老幼成员更易死于疾疫(李中清,2000;曹树基和陈意新,2002;李楠和甄茂生,2015)。故而如果高人口密度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更低,则受较低的出生率和较高的死亡率影响,其人口增长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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