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跨文明转向：酒井直树的翻译共存机制及欧洲中心主义问题①

      0.引言：令人恐慌的欧洲中心主义

      几年前，一位我熟知的中国香港学者跑到我跟前，义愤填膺地说，有读者批评他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说他曾撰文称，欧洲的翻译理论比中国本土理论更有趣味。他愤愤不平地问我，这种批评是不是空穴来风？他甚至质问说，自己都不是欧洲人，怎么可能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我对他说，个中原委我并不知情，不好妄作评判，容我把相关文章找来读一读后再说；但我又同时在想，我也不是欧洲人呀，可在生活中我怎么会常常自感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呢？显然，为了弘扬其殖民“中心”的知识传统，后殖民主义学者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前殖民地称作“边缘”——尽管美国和香港这些年来富庶强大，但二者仍然是欧洲的前殖民地而位处边缘，导致其居民心存芥蒂。

      这种在价值取向上将殖民中心凌驾于自己祖国之上的强烈倾向，就是酒井直树（2010：441）所称的“文明魔咒”（civilizational spells）的例证之一；不过，人们产生这一倾向之后往往深感不安，认为自己愧对祖国而内心滋生莫名的负疚感，这种不安也属于“文明魔咒”。同样，当人们面对批评、对一切批评矢口否认、愤愤不平地为自身的清白进行辩护，这一倾向也同属此列。[本节小标题中“令人恐慌的欧洲中心主义”术语，源于朱迪斯·巴特勒（Butler，1991）“令人恐慌的异性恋”这一概念。]

      我中国同事的这番遭遇绝非偶然。指出翻译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并对之加以讨论，这俨然是一个显在又令人期盼的现象，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问题。例如，作为一名196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芬兰、出身于语言学研究的翻译研究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曾写了一篇文章，否认欧洲中心主义并捍卫其自身立场，刊登于《翻译研究》杂志2014年第一期及第三期的“翻译研究之普遍主义”专栏，引发了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丽塔·柯哈丽（Rita Kohari）、朱迪·瓦卡巴亚什（Judy Wakabayashi）、玛丽亚·特莫志科（Maria Tymoczko）、苏珊姆-萨拉伊娃（ Susam-Saraeva）、凯瑟琳·巴切勒（Kathryn Batchelor）、希奥班·麦克伊尔多夫（Siobhán McElduff）等诸多学者及我本人（2014）的讨论与参与。

      对于那场争论，本文不予赘述。提出这一争论，旨在说明围绕欧洲中心主义这一领域曾引发热议，作为上述热议的某种标志或表征，我重提这一争论，是想借此机会，探讨一些全球性和历史性的重大问题，避免不良影响与意见的分歧。我想接着酒井直树作品中有关普遍主义/客观主义、相对主义/视角主义的讨论，就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特别是“翻译的共存机制”）这一宏大而跨世纪、跨文明的议题，重新思考欧洲中心主义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些共存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们只是某些关系，某些共存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中心。他们是跨文明关系，文明之间的权力分配并不均衡，强势（或就主题而言受到追捧）的文明并没有成为中心。

      如果酒井直树所言不虚，当前学界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盛怒很可能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新的转向——跨文明转向。

      1.文明的魔咒

      要证明我的主题，需要采取迂回的路径。立论之初，我想先讨论一个显而易见又位处边缘的问题。这一问题酒井直树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例如，根据切斯特曼措辞中立、极为客观、绵里藏针、话中有话的报告②，“相对主义”翻译研究学者显然认为：“我们西方学者应该更加了解中国或印度的理论，从而使翻译研究更具普遍适用性。”（Chesterman，2014：83）诚如酒井直树所言，“中国或印度的理论”这一搭配，有种非常奇特的意味：

      对很多读者而言，将“理论”与“亚洲”成对并置，虽然并非完全矛盾，却是一种奇特而陌生的方式。不过，这至少能够揭示我们看待亚洲问题时所持的某些理所当然的预设：“理论”似乎并非某种与“亚洲”紧密相连的东西。确切的原因是：一旦“理论”与“亚洲”相互关联，其产生的怪异感只不过是一种预设或假定的映像，不管是“理论”还是“亚洲”，均未经过严格的考察，其概念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均失之模糊。我们很少扪心自问，这种怪异有何不妥？这种不安源自何处？这一潜在的预设我们为何认为理所当然，其原因如何解释？只要这一映像仍然假定存在且无法从概念的角度予以客观呈现，我怀疑这会蜕变成人们所说的某种“文明的魔咒”，继续诅咒我们。换言之，这一有关“理论”与“亚洲”的假定会让我们永无宁日。

      （Sakai，2010：441）

      作为日本知名理论家，酒井直树并未回避这一问题，而将其归结于自己提出的“怪异感”，他提出我们需要面对“文明的魔咒”：那一映像会让我们永无宁日。酒井是一名亚裔理论家，其翻译理论谱系与其他亚裔学者提出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学者上自T.阿萨德（Asad，1986），下至V.拉斐尔（Rafael，1988/1993）、T.尼楠贾纳（Niranjana，1992），往后还可以数到H.特里维迪（见Bassnett & Trivedi，1999）和G.C.斯皮瓦克（Spivak，1993）。仅就香港而论，中国籍翻译理论家就有张佩瑶、朱纯深、孙艺风、陈德鸿、龙惠珠、张南峰、许定欣和欧阳帧等一大批学者。这些显然都是科学的明证，可这能够说明我们对“理论与亚洲”的并置之怀疑是错谬不经、应该一笑置之的吗？然而，那种怪异感却仍然挥之不去：对于普遍主义者和科学客观主义者誓死捍卫、坚如钢铁的命题逻辑而言，这不过是一种现象学式（即体验式、身体式、情景式）的抗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