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Holmes）1972年发表的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被认为是翻译学学科独立的宣言，自此之后，翻译学逐渐摆脱语言学从属学科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经历了“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形成各种研究范式。在各种转向不断涌现的进程中，翻译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历史、社会等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影响和制约（Bassnett & Lefevere 1998；Toury 1995；Wolf & Fukari 2007），这似乎与语言学和具体的文本分析渐行渐远。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义这些范式？如何看待范式改变、视角变化以及各种“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些“转向”的发生或者范式的更迭对当前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有何种启示？这些问题值得反思。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是维也纳大学翻译学教授，其2006年出版的专著《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曾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该书出版十年之后，笔者就以上问题与霍恩比教授进行再度探讨，以期为国内翻译研究界提供最新的参考和借鉴。 二、访谈内容 张汨（以下简称张）：霍恩比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与您面谈！众所周知，您是翻译研究界的知名学者，您的两本著作《翻译研究：综合途径》（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1988）和《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在国际翻译界反响很好，在中国翻译界也受到广泛关注。据我所知，前者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原版引进至“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后者也在中国得到很多推介（韩子满2007；邓静、穆雷2008；李广荣、郭建中2008）。所以，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各种转向或者范式这个问题上您很有发言权，这也正是我想与您进行交谈的主题。在我们开始访谈之前，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让中国研究者更了解您吗？ 霍恩比教授（以下简称霍）：感谢你对我进行采访。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在英格兰出生并长大，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St.Andrews University）学习现代语言学（主攻德语）。1963年至1969年，我在慕尼黑大学英语系担任讲师，其间我还担任了职业译员，主要从事纪录片的翻译。1977年至1989年，我在苏黎世大学任教，其间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主要涉及词汇学。1989年，我获得维也纳大学教授职称并且一直在此任教直至2008年退休，现在是荣休教授。同时，我也是欧洲翻译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EST）的创始人，并且于1992年至1998年担任该协会主席。关于我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的信息，可以在维也纳大学的网站上检索获得①。 张：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这让我们对您有了更多的了解。从刚才您的自我介绍可知，您是翻译研究界颇具资历的学者。十年前，您曾经探讨过翻译学中的“范式”这个重要概念，并且还在继续相关的探讨。我们似乎已经对“范式”这种说法习以为常，很少有人提及其出处、概念等。您能够介绍一下“范式”这个词的来源以及定义吗？在翻译研究中，我们如何判定某种转向或者视角下的研究形成了一种范式呢？ 霍：20世纪80年代，范式之间的差异开始在翻译研究的文献中出现。“范式”这个词源自希腊语，现已具有引申含义，表示一种模式、一种框架或者是对某种认识的系统组织。范式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翻译学，它在自然科学中也被提及和讨论。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改变指从单一视角过渡到整体视角的过程。在翻译研究中，这种差异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翻译学被认为是语言学或者比较文学下的一个分支。语言学界的研究者认为，一个词应该与另一个词对等，这就是当时普遍认可的对等理论，所以翻译行为仅仅被看作是在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描写翻译学和目的论都开始认为翻译行为主要涉及文化（当然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这引起了当时的“文化转向”——译文被放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并且译文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从单一到整体的范式变化。 张：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教授（2007）曾经认为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以下四种趋势（trends）：语言学（linguistic）、文化学（cultural）、认知科学（cognitive）和社会学（sociological）。您认为此分类可以代表翻译学研究所出现的不同研究范式吗？在《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中，您谈到了转向的发生、范式的更新以及视角的改变，这三者之间有何联系呢？ 霍：就我个人而言，趋势只是另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语言学研究范式，因为这种研究是与语言打交道，并且翻译行为也是语言行为的一部分，而范式的改变是从语言学范式过渡到文化学范式。但是认知科学趋势和社会学趋势则不同，认知科学是对推理和心理过程进行研究，只涉及一种研究对象的改变；而社会学则与文化学范式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我认为这两种趋势本身并不是一种范式，而是一种视角。我那本书的标题“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旨在指出：现在翻译研究中是否存在像20世纪80年代从纯语言学（或者文学）研究转变为文化研究那样彻底的改变？还是说，后来出现的种种“转向”仅仅是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不同视角而已？我刚才也提到，80年代的那种转变使得我们不再孤立地关注词汇，而是关注出于某种目的或者对于某类目标语读者而产生的真实文本，因此这是一种范式的改变。正如现在我和你相对而坐，能从正面看到你的整个面部；如果我坐在你旁边，看到的就是你的侧面，这样我就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你。但是我所关注的依旧是你的面部，这就不是范式的改变而只是视角的变化，因为范式的改变是思维方式的彻底变化。“转向”是从一种范式过渡到另一种范式或者从一种视角过渡到另一种视角的过程，比如从“语言学范式”过渡到“文化学范式”、从“文化转向”过渡到“社会学转向”。因此，“转向”更具动态性，而“范式”和“视角”则处于相对静态的位置。转向是改变的实际过程，而新的范式或者不同的视角则是这种系统的改变所引发的结果。
